士与中国文化
- 书名：士与中国文化
- 作者： 余英时
- 格式：PDF
- 时间：2024-06-26
- 评分：8.9
- ISBN：9787208042896
内容简介：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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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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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甚解2018-02-11粗读，想到很多。其实士不就引导了中国思想和文化吗？想到侯外庐，葛兆光，李泽厚等人的思想史。各有千秋，余的文章材料很多很细，严谨。比李泽厚的论证精细，理论运用上不像侯外庐定于一尊，而是注重理论的适用程度。可以说是站在古今中西审视中国传统，创造性转化，这才是大学者关注的点。个人目前看到李泽厚，尤西林可以比肩，这并不夸张，而后者往往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另外尤老师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应该是哲学方向的更深层次的士的解读，应该相互结合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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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禄 夀2011-01-21凑合吧，总是不高兴他的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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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飘白云2016-03-12这是余英时的文集，但大体上可由“士”这根绳串起来，仅仅确实隋唐以及科举部分。士起源于低级贵族，春秋战国从王官之学到“天下裂”，下层贵族与庶民流动融合，孔子的巨大影响之下，士遂专为文士。士在战国抗争的背景下收到追捧，齐国的“稷下”制度达到顶峰，树立了道高于政的理念。随后大一统政府的控制下，道统渐弱。汉初朝廷尊黄老，体制从秦制（儒表法里），循吏从儒（以吏为师，先富后教）。到魏晋，士不再是战国时的游士而豪族门第，在精神上也走向标新立异的清谈玄理之风。到宋明，新儒家受佛教影响，弥补形而上而成理学、心学，而商业的发达，四民重新异业同道：士魂商才。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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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6-11-10至少到今天为止，言行完全一致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还没有存在过。而言行完全相反或基本上背道而驰则是社会秩序即将或正在崩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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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忽西幽2014-11-301. 建安以来曹操奉天子讨不臣的历史内容主要是讨袁绍。建安十三年平荆州，袁绍阵营最后覆灭，曹操霸业阶段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在董卓朝廷以后，已变盟军朝廷为曹氏朝廷。赤壁之战后, 历史朝多极化方向迅速发展，曹操实施战略转变，对南国停止战略性进攻，放弃奉天子讨不臣的武力征伐，在北方转入文治，进入王业阶段。而三道求才令颁布于建安十五年以后，颁布年代分布在“治平尚德行”文治阶段的各个时点上，与此战略阶段对人才的要求不相吻合。三令也不是为了统一全国、网罗人才所推出。2. 曹操集团的人物分四批进入，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以前已全部到位， 三道求才令颁布后， 实际没有吸收新人才。建安十三年以后毛玠、崔琰典丞相府铨选， 举用皆“清正廉节，秉德纯懿”之士， 丞相曹操对此给予支持，同时却颁发与此相抵触的求才令，不合政理。3. 求才三令与曹操选拔人才的实际活动没有多少关联。三令与此阶段曹操的建国活动联系起来去认识，可以理出两条线索，一条是为曹操的利益所设置，一条是为曹操部属的利益所设置。建安十五年的唯才是举令，目的是摧毁二十等爵制， 突破“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开建五等，以便曹操封公独立建国，以便以让贤的方式完成汉魏皇权转移的历史任务。建安二十二年的求“至德”令, 则是曹操对建安十五年《明志令》不取代汉献帝本志的婉转重申。4. 建安十八年曹魏建国后，北方政府出现魏官、汉官两个系统, 发生了官员魏官化的问题。建安十九年举偏短之士的令文中， 所举陈平、苏秦都为“反覆”之人, 目的是解除部属舍汉归魏的名节顾虑。曹操部属多具东汉古文经学派“通变”的特点，对此易于接受。此令在这一脉络上承前启后， 因而求才三令都具有董昭所说“定人”的意义。这正是陈寅恪先生所断，求才三令是曹魏划分曹党与非曹党的大政方针。从这里又构成认识求才三令的第二条线索。一言以蔽之， 求才三令，是曹操建国绍汉的政治方略。汉魏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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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忽西幽2014-11-30魏晋士风的演变，用传统的史学名词说，是环绕着名教与自然的问题而进行的。在思想史上，这是儒家和道家互相激荡的一段过程。老庄重自然对当时的个体解放有推波助澜之力，周礼重名教，其功效在维持群体的秩序。概括的说，魏晋思想史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曹魏正始时代（240-248），名教与自然问题在思想史上正式出现，何晏王弼最先提出这个问题。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代表名教与自然正面冲突的时代，而以嵇康被杀为其终点。西晋统一以后，名教与自然则转入调和的阶段，其理论上的表现有郭象的庄子注，和裴頠的崇有论。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老庄自然之皆明白易解，而周孔名教则较难界说。陈先生对名教的理解，主要是偏重于政治观点的。但是从汉末到东晋，名教问题并不限于少数人是否“入世求仕”一点上。事实上，魏晋所谓名教泛指整个人伦秩序而言，其中君臣与父子两伦更被看作全部秩序的基础。不但如此，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伦（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政治秩序），成为基础的基础了。当时的名教危机在君臣一伦上的确表现的最为突出。汉代去古代封建之世不远，地方官和他所辟用的僚属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君臣的名分。东汉以后更由于察举制的长期推行，门生与举主之间也同样有君臣之义。这些所谓门生故吏便形成了门第的社会基础。这些士人在未直接受命于朝廷之前，只是地方长官或举主的臣下，而不是天子之臣。即使以后进身于朝廷，依当时的道德观念，他们仍然要忠于故主。因此，一般士人之于皇帝最多只有一种间接的君臣观念，但并不必然有实质的君臣关系。嵇康对君职怀疑观点再向前发展一步便成为阮籍和鲍敬言的无君论了。汉末以来名教的崩溃不但是全面性的，而且这一危机表现在家族伦理方面较之为政治秩序方面更为深刻而持久。西晋统一以后，通过君主无为和门第自为的理论，大体上使政治方面自然与名教的冲突获得了满意的解决。但在家族伦理方面通过礼与情的特殊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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