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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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蠡2023-11-21此况不止许下洛上为然。刘备在荆州时，欲遣外甥周不疑就学于零陵才士刘巴，巴拒以学寡少能，自称“内无杨朱守静之术，外无墨翟务时之风”，是其必熟谙诸子，而刘备想让周不疑学习的，恐怕也远不只是经学。《诸葛亮集》载刘备遗诏敕后主：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刘备和诸葛亮都要求刘禅留意子学，所谓“益人意智”，说明此期统治阶层以之督课子弟学业非仅出于一时实用，“可自更求闻达”，又说明当时蜀地通晓子学及于《申》《韩》《管子》《六韬》者，多为士林胜流。可以佐证这一点的，如《三国志》卷四二《蜀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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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逆为名2023-08-19上述认识在我大约开始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当时亦已在着手梳理相关资料。这方面最先撰就的《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想之转折变迁》一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七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其开头一句“思想史研究要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论题为中心来展开”，说的就是相关研究如果老是纠缠于那些古人闻所未闻的现代命题，而不去关心他们当时究竟在面临和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进而揭示其中的义旨意蕴、主次关系和发展轨迹，又怎么谈得上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呢？同理，一部中古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如果不能直面当时的基本统治体制及其所寓政治原理、社会理想，说不清楚时人何以对之积极实践并且抱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自信，那么其构筑起来的研究框架即便在专制皇权、统治集团、种族关系、阶级斗争、农民战争等方面及相关思想的总结批判上贡献良多，也终究只是残缺片面的，其批判的部分也会是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