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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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姬周族来到周原定居的根本原因：商朝希望招募一个仆从部族，让他们定居到周原，充当商朝的附庸和马前卒。自迁居周原，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代价则是捕猎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商与周的这种关系，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同期的商朝，则经历武乙、文丁、帝乙（小乙）和帝辛（商纣）四代商王，跨度超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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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总结一下，“周地”只有一个，就是周原地区；但名为“周”的人群，则有三个：一，姜姓的周族。这是台玺和叔均的后人形成的族群，可能从夏代起就一直住在周原，到商王武丁时被剿灭。这里说的夏只是时间概念，夏朝并不能统治关中。二，武丁王分封的商人周侯之国，存在时间很短。三，后稷的后人形成的族群。他们从夏代就离开周原，迁入山林过戎狄的生活去了，但到商朝末期，又迁回周原（叔均后人曾经的生息之地），成为后世熟知的姬周族，并且灭商建立了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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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史学大家顾颉刚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意思是说，越晚产生的传说，反倒在神谱里面越古老，就像人们堆柴堆，“后来者居上”。因为时代越晚，各族群的祖先传说就越是逐渐汇总到起，这时，各自的先祖孰先孰后以及谁比谁厉害就成了问题。因此为了制造更大范围的身份认同，就只能创作更古老的先祖，给各族群增添一位共同的始祖。先祖诸神的关系和谐了，世间各族群的关系才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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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在商朝中叶，商人在各方向的扩张潮都在冻结和收缩。此时，并未出现强有力的外敌，商人的挫折来自内部的九世之乱，这造成了王朝近百年的停滞。然后是盘庚王迁殷。之后，殷商终于稳定了下来。经过几十年休养，王朝实力逐渐恢复，到长寿的武丁王在位时期，又开始了对四方的征伐。第二轮“西进运动”是武丁开启的，重点指向晋南和关中盆地。武丁死后西进运动再次式微，商人势力撤出关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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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商朝不可能被武力摧毁，却可能会因异族熏染而堕落。如何维持地跨千里的广域王朝，让商族保持自己的高贵特性，是早商时代留下的命题。危险来源：①远方的殖民城邦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②王权过于发达，这就需要职业化官僚团队，而“职业”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只对雇主，也就是商王负责，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城内宗族只能放弃旧有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成为王权游戏规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 应对：①经过九世之乱，当盘庚迁都殷地，开始建造庞大的洹北商城，历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转而放弃洹北商城的营建，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自由发展，以维持商族旧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由此，商人的宗教文化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②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可控的安全规模内，尽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不做盘龙城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③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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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王族的经济：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也就没有赋税和兵役制度。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而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但没有量化要求。王族的事务：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品和战争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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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侯”，甲骨文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所以分封在边地、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在甲骨文里，侯只能是商族人，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在商朝势力的外围，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他们往往要接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这些异族首领，被称为“伯”。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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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每个族有自己的“邑”，即农业居民点。邑未必有级别高低的统属关系，商王都城虽然称为“大邑商”，但在字面上也只是个较大的邑而已。来源:①有些族是历代商王的王子们繁衍出来的。②还有些族更古老，在商朝开国之前或者在灭夏的过程中，和商汤王建立了同盟或依附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商人的“族”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这属于“分封制”或“封建制”的社会规则。基础原理是，因社会发展程度低，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很难采用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权力结构，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商文化有残暴血腥的一面，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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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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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一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比如，越是古老的葬马坑，马的个头往往越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在上古时代，马拉双轮战车是唯一可以提升陆地交通速度的工具。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马拉战车比徒步快三倍以上，这意味着传递战报和命令的时间只需原来的四分之一，而王朝可以有效管理和及时反应的面积则扩大了不止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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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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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可以合理推测，受盘龙城商人贵族的影响，某位商王突然接受了不杀人的埋祭理念，开始推行宗教革新。几乎和这场“埋祭改革”同时，商王室内部爆发了激烈冲突和战争，史记记载为“九世之乱”。结果，早商极盛时代终结。改革派朝廷在郑州商城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坚持人祭传统的反对派则在外地重新建都，与郑都商城分庭抗礼。双方的内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最终，改革派被彻底消灭。中商时期，人祭数量空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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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商朝开国百年，王室开始大量杀人献祭，从而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殿区形成密集的人祭遗存。而一旦王室献祭的人口数量远超民间祭祀活动，则标志着人祭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形态。具备人祭条件:人祭的迅速增长，和商朝的扩张有同步性。在新征服地区，商人可以俘获大量人口，除了被用作强制劳动的奴隶，也可以作为献祭材料。具备人祭需求: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人群融合成新兴的“王朝商族”，因此，他们需要构建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而用人献祭可以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在商人的人祭宗教兴盛之际，王室成为人祭活动最大的主办者。这代表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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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结合二里头遗址后期的现象，可以合理推测：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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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先商族属于上古时代特殊的“游牧族”，流动性很强，以牧牛为主。除了畜牧业，商族人此时可能还从事贸易，这是流动性强的部族天然具有的特长。商朝灭亡后，很多商族人从事的便是贸易行业，所以，在部族王朝之名外，“商”还衍变为行业、职业之名，结果，本来代表贸易的“贾”字被“商”所取代。在早期商族的畜牧迁徙和商贸生活中，也可能有一些农业经济。上古时期还欠缺农田施肥技术，往往因肥力耗尽而需要休耕或轮耕，因此，商族可能会在一处新定居地停留数年或数十年，利用周边草场放牧，同时开发一些农田，所以有学者推测，商人过的是“游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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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政权，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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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①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系。②青铜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③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镞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峁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人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其统治。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率，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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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可能是因为比起南方，华北降雨较少，更容易排涝，且粮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麦，这样的话，改造初期的湿地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气候暖湿程度的减弱，二里头这种“稻作殖民地”会逐渐回归旱作，同时，稻田灌溉技术被保留下来，继续用于粟、麦等北方作物，而这对于旱作农业的增收有重要作用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继夏朝之后，商朝和周朝都建立在华北的平原地带并奠定了此后直至秦汉的“华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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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当时的人为建造大型水利设施，已经形成超出村落甚至部落规模的较大共同体，统一规划施工，共享水利设施带来的收益。这是一种基于集体协作的“小流域治理共同体”，不仅人口密度和数量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而且由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是水利协作而非军事征服，所以这些“古城”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现象，比如，没有特别奢华的墓葬和首领宫殿，战争和屠杀的迹象很少，人祭现象也一直不多。这些都和稻作文化区依赖协作、联合建设水利工程有关。在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之所以动辄爆发冲突或战争，人祭兴盛，可能和旱作农业不需要水利设施、人群之间没有协作的动因有关。而伴随着征服的，是人群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从而催生了众多古城和早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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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2023-02-27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