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学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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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红布2023-12-13中国人尚“传述”(transmission),等于宣称所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传”或“传述”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叙事传统的两大分支——史文(historical)和小说(fictional)——的共同源泉。“传”的观念假定,每一叙事文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人类经验的体现。比之与其在西方哲学和逻辑里的意义,“真实”(truth)一词在中国则更带有主观的和相对的色彩,并且因时因事而异,相当难以捉摸。可以说,中国叙事传统的历史分支和虚构分支都是真实的——或是实事意义上的真实或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尽管中国的叙事里会有种种外在的不真实——明显虚假夸张的神怪妖魔形象和忠、孝、节、义等意义形态的包装——但其所“传述”的却恰恰是生活真正的内在真实。所以,中国的文人中,同时既修正史又写虚构性叙事文者——比如班固、干宝、欧阳修等——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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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红布2023-12-13史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有类似于史诗的功能,中国文学中虽然没有荷马,却有司马迁。《史记》既能“笼万物于形内”,有类似于史诗的包罗万象的宏观感(sense of monumentality),又醉心于经营一篇篇个人的“列传”,而令人油然想起史诗中对一个个英雄的描绘,从而无愧于古代文化大集成的浓缩体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史诗”,却有史诗的“美学理想”。这种“美学理想”就寄寓于“史”的形式之中而后启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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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红布2023-12-13我认为,中国明清奇书文体的渊源与其说是在宋元民间的俗文学里,还不如说应该上溯到远自先秦的史籍,亦即后来“四库”中的“史部”。众所周知,从传统的目录学角度,经、史、子、集既是中国传统的书目体系,又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分类纲目。经、史、子、集各部中都有叙事,经书中如《尚书》里有叙事;子部、集部中的叙事因素,更是显而易见。然而,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四部”之中,“史”部相当庞大,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二十四史卷帙浩繁,而且因为其他三部中也不乏“史”的影子,如《春秋》为六经之一,同时也是史。我认为,明清奇书文体作为一种16世纪的新兴虚构性叙事文体,与“史”的传统(特别是野史和外史)有着特别深厚而复杂的渊源。理由是多方面的。首先,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所谓“演义”体历史小说(historical novel),其主人公在历史上往往实有其人,故事情节亦间或合乎史实,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东周列国志》等都是。其次,明清奇书文体的形式和结构技巧也明显地师法于“史文”笔法,它包括“列传”体(biographical form),叙述的多重视角(multiple foci of narration)和叙述母题(narrative topoi and motifs)等等。可见中国旧称小说为“稗史”并非无根之谈,它一语道破了“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和“虚构叙述”(fictional narrative)之间的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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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勃2022-03-26中国思想上所谓的“循环”的观念,着重在表现不断周旋交替中的意义,而与西方小说的追求直线行的发展迥然不同。中国的“多项周旋”的模式绝不类似西方逻辑里所谓的“三段演绎”的思想方法,也不能形成像辩证法所谓的最后超越“循环”的总结(synthesis)。中国叙事文学的结构是以呈现某种复向重叠的动静交替为原则,也因此消灭了直线发展、艺术统一的印象。由于这种无限重叠的模型似乎缺乏某种可辨识的方向,所以像《水浒传》、《红楼梦》等巨著的叙事发展方向都显得颇难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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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勃2022-03-26总而言之,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在“外形”上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的“缀连性”(episodic),一段一段的故事,形如散沙,缺乏西方novel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因而也就欠缺所谓的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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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勃2022-03-26在某一段特定的叙事文的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形式规则和美学特征,也就是它的特定的“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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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074108202022-01-26抒情诗的美学在中国传统中,确曾被普遍视为文学的最高价值所在。司马迁的传记及庄子的寓言毫无疑问是历史与哲学性的作品,但若有人试图证实司马迁所用史料的对错或庄子议论的真假,必然会错失这些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旨趣。此二文学巨构,其伟大全在于具现了抒情境界的精髓部分,而不在其他功利之用上。唯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方能了解何以国人如此推崇“伯夷叔齐列传”,虽然其背后只有极少量的史实。当叙述的趣味及道德的启发都臣服于此一压倒性的抒情境界下,一个单独的动作,不论是发生于真实或想象中,即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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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的苹果2022-01-16作品前半部以三分之二的篇幅作为主体,逐步构造出小说的核心尥境界,然后再用一段长的尾来使这个境界逐渐解体。唯一的例外只有《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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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的苹果2022-01-13八九世纪的小说结构《西游记》的研读(我以世德堂本为底本)也支持我的“一百回的篇幅是奇书文体的定型结构”之说,并显示出有趣的特色,为我们探讨奇书文体的各种不同的十回结构图案提供了一个数象纲格。《西游记》一百回虽然不像《金瓶梅》那样,让每十回的单元,在叙事结构上都有一个明确的小收煞来打断,但也自有其特定的方式来显示小说的类似分卷特色。细读《西游记》的本文时,我们会发现,回目每逢采数一一如第九回“江流儿”的故事、第二十五回孙行者大闹五庄观、第三十六回“劈破旁门见月明”,第四十九回渡通天河、第六十四回木仙庵遇怪等等——几乎必定有一场寓意深远的好戏要上演。此外,研究《西游记》的构一定要注意研究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数字(九)在小说中的功能和作用。“九”是架构《西游记》全书的中心数象图案,作者把唐僧取经“九九功完”安排在第九十九回绝非偶然,而在我们读到第九十回时,遇到众多以数字“九”命名的妖魔和地点一九曲盘桓洞中九个头的九灵元圣也不是空穴来风。第九回、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九回和第七十九回至第八十回都有关于心经的隐喻,第加第四十+九、第九十九各回都有渡险河的细节,等等,均是明证我们也许能顺便注意到《酉游记》中,“九”的结构功和但丁《神曲》中“百”的结之间的类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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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的苹果2022-01-13把“事”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分段标准,其实与西方以史诗为代表的叙事文学惯用的 topos分段方法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单元之间的连性,中国的史书也有很有特色的表现。如果我们把《史记》各个列传中的许多片段节取下来就会发现,它们与虚构文学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列传往往以“某某者某郡人也”开端,然后继之以传主的经历,再在“危机”、“大功”、“大败”等一系列既定的美学外形中过滤成一种定型的模式。这种定型的叙事单元(不仅是历史书,而且也是全部中国叙事文学的惯用单位。古史的两大门类纪传体和编年体,都是把一段段的小单位组合成长篇巨制的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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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的苹果2022-01-13弗来( Northrop Frye)等许多文学批评家都强调亚理士多德所谓的 mythos这个观念,而以前代东欧普洛普( Vladimir Propp)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家的著作中也多以后世“神话”和民间传说为研究的焦点都强故事在时间过程中的演变。接照这种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看法,一篇叙事文必须要遵循某种可辨识的时间性“外形”或“模式”会使全篇叙事文产生首尾一贯的印象(即具有“起”“中”、“结”三个段落的结构)。亚理士多德在《诗学》( Poetics)里曾说:“缀段性的情节是所有情节中最坏的一种。我所谓的缀段性情节,是指前后毫无因果关系而串接成的情节。”可见,在西方正统的文学理论家的眼里,缀段性的情节,是为贤者所不取的。然而,当初亚理士多德在讨论“三一律”的时候,其实仅把它用于形制较短的文体,例如悲剧与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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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嵁明2021-05-10乔治・史坦纳( George Steiner)曾写道:“伟大作品之撼动读者,有如风卷大地,直叩心门,受其化力者,意识信念无不随之俱移。”唯有带有如此“化力” 的境界,方能通过我们的美感体验,终极动摇吾人之信念,使人自觉“在放下作品后,不同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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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嵁明2021-05-10它既包括对若干经典历史著作的再评价,也包括对民族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再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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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嵁明2021-05-10例如:夹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不省法、极省法、横云断山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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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销]2013-11-30反观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与上述“epic—romance—novel”的脉络相异趣,其主旨乃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传统。前者的重点在叙事,后者的重点在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