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

• Chandler

  2023-05-16
  在这场对话中值得注意的是，神崎代表反复强调了“现场的声音”“真实感受”。比起内阁府式的统计技术性说明，他更了解国民的真实感受。可是，这种真实感受之类的东西作为经济讨论的凭据来说其说服力是很有限的。例如，普通民众对经济的真实感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方面就是薪资。但是在持续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名义工资从1998年开始到2004年连续七年都在下降。结果，2005年的工资水平与1997年相比下降了7.5%。面对收入减少的普通民众，如何判断这到底是由于“整体的收入减少了”还是由于“相对的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收入减少了”？在神崎代表所谓的“真实感受”中，可能是将“整体收入的减少”误认为是“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仅个人收入的减少”了。
• Chandler

  2023-05-16
  关于这一点，竹中总务大臣认为应该以名义GDP增长率高于利率为目标，而吉川则认为理论上利率要高于名义GDP增长率才符合标准，两人因此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在咨询会议上是有些不合时宜的、属于理论且具有分析性的争论。之所以会有这个讨论，是因为围绕财政重建，双方背后的“竹中路线”和“与谢野路线”在本质上就不同。也就是说，竹中主张在基础收支平衡的基础上，通过缓和金融政策抑制利率，通过经济增长政策来提高名义GDP增长率，从而债务占GDP的比率就会下降，财政重建就能达成。另一方面，与谢野主张，应该以控制经济增长率为前提，只要保持财政收支的均衡化发展，GDP比率就会持续上升，有必要考虑削减财政支出或者增税。
• Chandler

  2023-05-16
  衡量财政健全性的代表性指标是政府债务余额与名义GDP的比率。如果这个比率不断增大，财政总有一天会崩溃，所以首先要将这个比率维持在稳定的数值范围内。这里就不展开详谈了。如果财政收支平衡，这个比率的分子（政府债务余额）会以长期利率的比例增加，作为分母的名义GDP会随着名义增长率的增加而增加。如果长期利率和名义GDP增长率持平，上述比率就能固定下来而且不会增大。因此，设计财政重建改革之路时，首先让财政收支均衡或者变为黑字是必要的。这也是财政收支平衡黑字化时期成为重要争论点的原因。即便财政收支均衡化也不能保证上述比率能一直固定在一个范围内。在这一点上，长期利率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长期利率比名义GDP增长率高时，基础财政收支将呈现不平衡趋势，这时有必要让其转为黑字。相反，名义GDP增长率高于长期利率时，只要基础性收支均衡，上述比率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财政再建是有进展的。
• Chandler

  2023-05-16
  第一，重视市场机能的态度十分鲜明。也就是说，取代停滞产业、商品的新兴增长产业、商品不断登场的“创造性破坏”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如下，“资源的流动基本上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要清除市场的障碍或抑制增长的因素。市场失灵时政府要进行干预。要创造付出智慧和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通过这些举措来让经济资源迅速流入增长领域，这正是经济的‘结构改革’。尽管结构改革伴随着伤痛……但是能够催生革新与需求的良性循环。不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景气复苏，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第二，出台抑制公共投资的方针，这也是小泉改革的特点。围绕公共投资，“浪费大”“成本高”“无叫停机制”等批判声不绝于耳，“在国家主导的催生‘全国统一化设施’机制，在受益者的费用负担微乎其微的制度之下，动辄就容易启动必要性较低的公共投资，存在很多诸如此类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国的公共投资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极高水平。……有必要将公共投资的GDP占比下调到中等水平”。第三，关于地区振兴，也一改以国土均衡发展为目标的传统观念。具体来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重视‘均衡的发展’。今后将朝着‘独具地方特色的发展’与‘智慧与匠心的竞争带来活性化’的方向转变”。第四，将经济财政咨询会议明确定位为推动结构改革的基本审议机关。具体来说，“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重要任务是，调查并审议有关经济财政运营和经济财政政策相关的重要结构改革的基本方针。……咨询会议的答辩内容通过内阁会议决议后，成为内阁的基本方针。各省厅据此推进具体的制度制定，咨询会议跟进各省厅的研讨情况并予以反馈。通过这样的路径，确保结构改革能够得到强力且一体化的推进”。
• Chandler

  2023-05-15
  一是社会舆论的支持出乎意料得不可靠。1997年桥本财政的改革路线被热议时，社会舆论和媒体都倾向于财政重建路线越严格越好。连政府内部都受此氛围的影响，支持财政改革路线。举个例子来说，1997年被热议的《财政结构改革法》中，有一条是关于在景气恶化时是否应该加入中断这一法律职能的“弹性条款”的争论。据时任经济企划厅调整局长的盐谷隆英说，在法案协议阶段，他向大藏省提出了应该加入这一弹性条款，但被以“在坚决进行财政结构改革的当口，不该进行‘打退堂鼓’式的讨论”为由断然驳回。有着相同想法的通产省局长给首相的秘书官打电话时，对方回答说，“完全不是能说这种话的场合”。难道不是社会舆论越向一边倒时，就越不该忘记不同的声音吗？其二是“法律保障”的无力感。一般情况下按照议程表推进计划的时候，最强有力的做法是将其写进法律。日本是法治国家，不能违背法律中的规定。因此，为了能法律立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通过，需要耗费巨大的政策力量。但是就算法律通过，一旦被其他法律所覆盖就会前功尽弃。桥本首相费尽心血的《财政结构改革法》，就被随后出台的一纸法律条文轻易埋葬了。
• Chandler

  2023-05-14
  比如在1995年度的《经济白皮书》对内外价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现在，要将构成物价的商品与劳务分为制造业的贸易产品与非制造业的非贸易产品。由于贸易产品根据汇率长期来看应该是“一物一价”的形式，原本就不存在内外价格。但是如果汇率过度波动，过度波动的部分就会以内外价差的形式出现。制造业与非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速不同导致了价格变动的差异（非制造业容易上涨），这就是内内价差。如果日本的内内价差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内外价差也不会出现。但是，在日本的内内价差相对较大的情况下，内内价差就会成为内外价差产生的原因。由此，内外价差的原因只有汇率过度波动和内内价差程度较大这两点。《经济白皮书》中的分析结果为，1985年以后扩大的内外价差中的四成来源于汇率过度波动，剩下六成来自日本的内内价差。也就是说，内外价差的本质是国内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生产率差异。进一步说，提高非制造业的生产率将内内价差缩小，内外价差就会随之缩小，国民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但这并不是首相演说中所说的“内外价差若得以纠正，国民生活就会变得富裕”，而是“非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国民生活才会变得富裕起来”。
• Chandler

  2023-05-13
  债务过剩指的是不良债权问题，其基本机制已经说过了。设备和雇用的过剩指的是，在日本银行发起的短期企业观测调查中，从生产设备判断和雇用人员判断两个方面来看，1991年初设备不足、劳动力不足的企业占比较高，但随着泡沫破灭，景气式微，转眼之间设备过剩和雇用过剩的企业占比增多。设备和雇用的过剩状态为此后日本经济发展埋下祸根，这种过剩状态直到2005—2006年才消弭，中途统计中断，所以无法进行连续比较。设备和雇用处于过剩状态时，尽管经济好转，企业的设备投资仍然很难增加，雇用情况也很难改善。这种胶着的状态长期持续，景气的波及效果被减弱，经济因此走向低迷。
• Chandler

  2023-05-13
  泡沫经济时期资产价格通过担保价值增加而上升，企业的借贷能力也随之增强。这时，企业对风险的接受度增强，开始迈进平时不会冒险出手的高风险事业领域。其结果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与负债两方都开始膨胀。这时，泡沫破灭、资产价格回落、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瞬时蒸发，而负债方却无法减轻负担。因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被损坏，在金融机构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债权。而且，以这些债权为基础投资的高风险事业，在泡沫破灭时其核算结果也变得极不可靠。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使日本经济深受其扰的不良债权问题也由此产生。
• Chandler

  2023-05-14
  如果将不良债权作为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整体的一个巨大负担来看，那么处理不良债权就应该更早、更及时才对。可是为何被延误了呢？第一，与普通的统计事件不同，想要弄清不良债权的实际规模是极其困难的。首先，如前所述，不良债权的范围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并无定论。其次，谁也不想主动公示不良债权。因为如果被爆出有很多不良债权，金融机构会被质疑经营的健全性问题；作为债务者的企业也会被质疑，“经营状况竟然恶化到这般地步了吗”；监督官厅（指大藏省银行局）会被问责。第二，很多人对于资产价格和经济的未来动向持乐观态度，也使得人们很难看清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债权能否收回依赖于对未来的预期，对未来持乐观预期的情况下，不良债权就会减少。泡沫破灭后，很多人认为资产价格下跌的趋势会很快停止，对景气的前景也持乐观态度。这就造成了对不良债权的过低估计。第三，存在通货紧缩发展造成影响的可能性。消费者物价即便在泡沫期也保持平稳运行，但在泡沫破灭后上升率走低，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除去1997年上调消费税率的时期以外，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仅维持在1%以下，从1999年到2003年连续五年为负值。物价的回落让实质债务余额增大，债务的偿还也随之变得困难。第四，从金融体系的构造来看，日本的金融体系使得不良债权的处理变得困难。长久以来形成并延续下来的金融体系中，企业会固定与一家主办银行合作，平时主办银行可以获得优先交易的机会。另一方面，在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时，能够用偿还资金进行再融资（也就是追加贷款）的方式争取时间，让企业的经营重回正轨。这个方式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运行良好，但是在泡沫破灭后严苛的经济状态下，在打时间差的过程中，追加贷款又会进一步向不良债权转变。
• Chandler

  2023-05-14
  毋庸多言，金融政策以稳定物价、稳定景气波动、维持金融体系为目标，当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然而，金融政策与生活直接挂钩就会造成“利率越高越好”“地价越低越好”的局面，便会出现与期望的金融政策方向背道而驰的情况。违背“政策目标的数量至少要等于政策工具的数量，在该条件下，政府应将最有效的调节工具分配到想要达成的目标上”这一经济学基本原理（丁伯根法则）时，整个经济就会有付出巨大代价的可能性。
• Chandler

  2023-05-14
  那么从实施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来分析又如何呢？事后来看，资产价格上升就是泡沫经济，泡沫破灭后资产价格下跌的长期化导致了经济低迷的长期化。所以，泡沫时期实施的政策过于谋求刺激经济复苏，泡沫破灭之初对泡沫的态度过于警惕，从金融政策收紧向刺激经济的转换过程过于迟缓。这些是来自社会大众的普遍评价。为什么会这样呢？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泡沫破灭之后，政府提防泡沫死灰复燃的警惕性过高。再者，将金融政策的目标定为维持民众收入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上，这一政策分配本身就存在问题。
• Chandler

  2023-05-14
  对于泡沫经济认识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截至1989年，这是对资产价格上升持强烈反感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普遍还没有泡沫经济这种认识，正如第一章所述，日本的宏观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增长率较高、失业率较低、物价也很稳定，财政赤字减少，作为经济摩擦大背景的经常性收支黑字也在缩小，基本上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但是人们对一般性的资产价格上升反感强烈。因为资产价格上升会导致资产分配不平等，地价上升打破了人们持有房产的梦想，加之与土地和股份相关的丑闻频出，这些都招致了人们的反感。第二阶段是1990—1993年，是泡沫经济认识普遍化、全盘否定泡沫的阶段。1990年股价下跌以后，出现了股价在过度增长后价格终于正常化的认识。1990年3月《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说：“过去数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呈现买了就涨、涨了更买的循环态势。……股价脱离了企业实际状况，其泡沫规模愈加膨胀，但是泡沫终究会破灭，只不过如今刚好到了破灭的时候。”1993年度的《经济白皮书》中写道，“泡沫对于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是这次经历所带来的教训”。之前也提过，诸如此类对泡沫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批判文章不断涌现。对于泡沫的全盘否定，也催生了从政策上将击溃泡沫贯彻到底的社会舆论。启动对土地融资的直接管制，从金融政策上通过提高利率来进一步回调资产价格。第三阶段是开始担忧泡沫破灭带来的影响阶段。1992—1993年，景气的衰退趋于明显，这时要求制定景气对策的呼声更加强烈了。财政方面接连出台了增加财政支出的景气对策，金融政策也急转为下调利率的趋势。但是，大家总算明白过来，泡沫破灭后的经济低迷不仅仅是景气循环的现象，而且依靠传统的财政和金融政策都无法应对。
• Chandler

  2023-05-14
  一直到1991年8月，报告中的表述始终是“国内需求稳步推进，并呈现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一直坚持着“景气保持上升局面”的论调。9月的报告写道“虽然缓慢减速，但仍在持续扩大”，10月也一样。9月时有了“景气不像之前那样一味扩大”的认识，对此出现了两种批评的声音。一种是“太晚”。事后来看，景气高峰是在1991年2月，然而日本政府几乎有近半年时间都未调整之前的判断。另一种是“表述难以理解”。“在减速中扩大”这个说法确实难以理解。如果只说“在减速”的话就能判断出景气正在衰退，但是对于“仍在扩大”的说法，人们便会认为经济依然良好。那么，“减速中扩大”的说法到底是表示景气衰退还是良好呢？“减速中扩大”的意思是这样的：景气好坏基本是根据经济指标中“变化的方向”来判断的，于是在景气越过峰值处于下降之时，呈现出“方向呈向下趋势，但水平依然居高”的状态，这应该说是景气争论的宿命吧。1991年正处于泡沫经济末期，经济活动水平畸高，所以这种宿命感表现得越发明显，最典型的例子是雇用市场。泡沫经济末期日本劳动力严重不足，1991年以后经济进入衰退状态，但是之后很长时间劳动力不足的情况都未能得到缓解。比如，有效招聘倍率从1991年3月的峰值1.47倍开始逐渐走低，1992年5月仍有1.14倍，完全失业率在1992年处于平均2.1%的较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交织其中，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一般来说，如果“景气越过峰值开始下降”这一认识被广泛接受，就很容易引发关于景气对策是否有必要的争论。但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因为雇用水平依然较高，景气对策就没有必要。月例经济报告中“减速中扩大”这一表述，被解读为：虽然景气呈下行趋势，但是这不过是从过高水平落回到适宜水平的阶段，因此还没到需要制定景气对策的时候。“减速中扩大”这种说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经济一旦开始下滑便会不受控制地一路恶...
• Chandler

  2023-05-13
  金融政策也开始向击溃泡沫的方向转变。贷款基准利率在1987年2月以后长期维持在2.5%的低水准，1989年5月上调至3.25%，由此长达两年三个月的历史最低基准利率结束了。但是这时，日本银行尚未充分意识到资产价格的偏离，而是出于传统的防止物价上涨因素来调整利率。1989年12月，三重野康就任行长不久，贷款基准利率从3.75%上调至4.25%。此后又两次上调贷款基准利率，1990年3月（从4.25%调至5.25%），1990年8月（从5.25%调至6.0%）。一年之内一共上调了三次，累计上调了2.25%，可谓是紧锣密鼓地上调利率。虽然这些被认为是击溃泡沫经济的举措，但是在上调基准贷款利率时，日本银行的公开发文中完全没有涉及资产价格。比如1989年12月上调基准贷款利率的公文中这样说明：“这次采取的措施，综合考量了近期国内景气、物价、货币供应量、汇率市场、海外利率的动向等。可见，上调基准贷款利率是为了应对以上局面，在市场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为确保金融政策能够适时而灵活地起作用而实施的。作为日本银行，我们希望这些举措能确保今后物价稳定，推动以内需为主的持续型发展。”之后两次上调利率，发布的内容也大致相同。
• Chandler

  2023-05-13
  在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中，有政治性举措的因素，这些举措得到了憎恶泡沫经济的国民的舆论支持。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泡沫经济有着如此恶评的原因。但笔者的判断是，由于过于重视社会舆论导向，在政府直接管控和市场干预下，实施了击溃过度泡沫经济的政策，而且这些举措的实施时间超过了必要的时长。这一点也体现于，在政府准备解除击溃泡沫政策时，遭到国民强烈的反对。
• Chandler

  2023-05-13
  在股价方面，大藏省证券局于1989年12月26日发布“关于证券公司经营业务的合理性及证券事故的预防”的通告，禁止事后进行损失填补，并指示取消特定信托基金经营。紧随其后，1989年12月29日股票价格从峰值开始下跌，从结果来看，“这个直接管制政策成了股价暴跌的起因”，这一认识已根深蒂固。在地价方面，自泡沫经济初期开始，人们对地价怨声载道，随处可听到诸如“买不起房”“只有有地的人才能赚钱”等言论。因此，政府尝试从政策上抑制地价。1987年8月，以《国土使用规划法》为基础，导入监视区域地价制度，1989年12月，《土地基本法》正式出台。为响应《土地基本法》，政府制定了重点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促进住宅和住宅用地供应”“全面修订土地税收制度”和“抑制投机性土地交易”等。
• Chandler

  2023-05-13
  对日元汇率上升而产生的恐惧，最后也演变为过激反应。日元汇率急剧上升确实会迫使出口产业进行艰难的调整。但是，很多企业都经受住了考验，以提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应对。日元升值反而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甚至成了日本企业向效率化、平稳化转变的契机。理性来看，日元汇率上升不仅改善了贸易条件，而且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尽管“日元升值，举步维艰”这种产业界的哀声传到了政坛，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展关于国民经济的讨论。
• Chandler

  2023-05-13
  首先，对于为了纠正经常收支不均衡而出台旨在扩大内需的政策，经济学家对此持有强烈异议。这些异议涉及多个方面，有人指出了“以经常收支或贸易收支为政策目标本身就很荒诞”的原则问题。从理论上看，日本的经常收支为黑字，所以国民福祉很高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反之，美国的经常收支为赤字，因此美国的国民福祉就受到了损害这种说法也不成立。总之，黑字也好，赤字也罢，都与国民福祉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从整体上纠正经常收支并无意义，试图纠正两国间贸易收支不均衡更是毫无意义。另有观点认为，即便要均衡经常收支，为此而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也是不妥的。是否应当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不应取决于经常收支，而应根据物价、就业等宏观经济形势来判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算日本再怎么扩大内需，距离日本对美国的进口不断增加，缩小对美国贸易赤字还相去甚远，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 Chandler

  2023-05-13
  储蓄与投资平衡理论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基础。如果从储蓄与投资平衡的观点来看经常收支，那么，国内储蓄越少、财政赤字越大，则经常收支赤字就越大。而且，因为经常收支是国内需求与国内供给之差，因此相对于供给，只要内需达到一定程度，经常收支就会变成赤字。基于这种考虑，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储蓄率、扩大投资、扩大国内需求。日本的储蓄率一贯高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国内投资比率虽然高于国际标准但不及其储蓄率，国内储蓄远远超过投资。这种投资和储蓄的不均衡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庞大的经常收支黑字上。在个人储蓄方面，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高住宅成本，加上缺乏维护消费者信用的便利措施、不充足的娱乐机会等因素抑制了消费，储蓄随之被推高。在投资方面，高速公路、下水道、公园等公共设施还处于未开发状态，显示出有大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必要性。
• Chandler

  2023-05-13
  明明经济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为何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却要刺激内需，并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状态呢？其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而纠正对外不均衡的局面。里根总统上台后（1981年1月起），所谓的“双赤字”一直在扩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汽车和半导体等个别产品市场上要求日本扩大进口规模，同时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如果日本扩大内需，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就会增加，日美间贸易收支不均衡的局面就能得以好转。美国对日本扩大内需的要求一直持续到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双方的博弈发生在1989年9月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中。第二，为应对日元“升值颓势”。1985年9月，根据“广场协议”，美国大力介入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开始攀升，汇率的调整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的预测，业界与各大出口企业痛斥严峻的贸易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对策相继实施，放宽金融管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汇率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第三，为应对日元升值本身。下调利率后，日本内外利率差的扩大必然成为日元贬值的重要因素，日本银行希望通过下调利率来稳定日元汇率。其实，类似“这是以对汇率施加影响为目的而制定的金融政策”的话已经很少出现在台面上了。但是，当时还能直接出现“这是为了阻止日元升值的利率下调”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