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全2册）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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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071923年夏秋之交，海丰恰遇水灾和风灾，农田完全失收，农民大起恐慌，要求农会趁机向地主挑战，实行减租运动。然而彭湃却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何以凶年减租无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彭湃解释说：“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果然，则凶年减租虽可救死，而田主施惠、佃户感恩，有时反易没却阶级的意识，故无甚价值……反之，丰年减租，则直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故有价值。”从农民切身利益来说，凶年减租最迫切、最需要，甚至生死攸关；而从党的阶级斗争目标而言，凶年减租没有价值，丰年减租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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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07一般认为，民团武力多掌握在豪绅地主之手，是农民运动开展的重大阻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豪绅地主并非一个高度组织化和同质化的利益共同体，虽然在面对农民运动的冲击时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农民，但在一般情况下，豪绅地主群体内部的利益纷争和权势竟争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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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24群众运动的兴衰，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在适宜的政治环境下，群众运动很容易号召起来。同样，多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经不起政治、武力的推折。这几乎是所有群众运动的一个基本特性。1927年以后中共的群众运动，是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最大的间题其实不是动员不足，而是动员过度。无论是局部地盘，还是全国性政权，以革命党兼执政党的力量发动群众运动，群众或为政治参与激情所吸引，或为“奉旨革命”的利益所诱惑，或为政治环境的压力所驱使，很容易形成“过度动员”的局面（王奇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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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24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势不两立，不是革命派推翻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推翻革命派。这是事实与历史的证明，绝无否认之余地。如果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调和、妥协，便是革命派向反革命派投降，革命二字便会不荣誉的宣布死刑。因为革命字典中只有“争斗”、“彻底”等字眼，绝对找不出“调和”、“妥协”等坏名词。基于上述理论，是革命派打倒反革命派，为革命过程中一种必然的手段。“我不打倒敌人，敌人必打倒我”，“对反革命派姑息，便是对革命残忍”。革命的手段，原来是如此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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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24“革命之所以很少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知识分子与农民难以并行……形成革命联盟的障碍来自于这两个集团在背景、观点和目标上的差异。一方是城市的、中产或中上层阶级的、受过教育的、西方化和都市化的知识分子，另一方是乡村的、落后的、不识字的、文化上属传统型的、地方性的农民。双方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其差距之大不亚于人们都能够想象的任何两个社会集团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们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是一个极大的问题。”（Huntington，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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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端2020-03-24“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 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列宁，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