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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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恻2018-10-13乌托邦社会的历史大多都是精神层面上的，很少在实践上获得成功。经济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在一个资源稀缺但人类欲望无限的环境中，竞争是无可避免的。制度必须能够提供激励，以促进资源的增加并限制无止境的需求。产权和市场价格体系能够提供适当的激励来达到这一目标，而废除财产和价格的社会主义体系则不能。社会主义社区采用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虽然意味深长却不符合经济规律，事实上就是采取百分之百边际税率。如此重负之下，怎么可能维系一个成功向上的乌托邦社会呢?即便是托马斯・莫尔，也在《乌托邦》一书中提醒读者注意其阻碍:我相信在共产主义体系中不存在适宜的生活水平。这一体系的运行总是倾向于短缺，因为没人愿意努力エ作。由于缺乏利润动机，所有人都会变得懒惰，希望依赖他人为自己工作。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就会无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谋杀和骚乱，因为谁也没有保护自己劳动成果的法律手段——尤其是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中，也不会存在任何的对权威的尊重，或者说我本人看不到任何产生这种尊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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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17到了上课的时间，在学生们都进入教师之后（不是之前），熊彼特走入教师，以大幅度的动作摘下帽子，手套，脱下外衣，然后开始上课。着装对他很重要：他常穿各种做工考究的苏格兰呢外套，并且认真搭配衬衣，领带，袜子和手帕（Harris 1951：50~51）。熊彼特对学生，特别是对研究生友善，学生们都戏称他为“熊皮”（Schumpy）。他经常在当地咖啡馆和研究生们聚会。同米塞斯一样，从熊彼特手中获得学分很容易。有个笑话说是他给三种学生评A：所有犹太学生，所有女学生和剩下的所有其他学生（Swedberg 199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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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17最后，在极度通货膨胀的高峰时,一个国际联盟委员会被派往维也纳。他们在深感忧虑的奥地利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拜访了米塞斯，寻求米塞斯关于结束严重通货膨胀的建议。米塞斯直率地回答说：“午夜12点到这栋楼里等我，我会告诉你们。”官员们疑惑地摇摇头，但最终还同意了。午夜，在指定的地点见到米塞斯后，他们急切的问：“米塞斯教授，我们怎么能停止通货膨胀呢？”他回答说：“听到那噪音了吗？把它关掉！”原来这栋建筑是政府的印刷厂，它日夜不停地印着新钞票。奥地利政府停止了制造噪声，而后通货膨胀结束了（Hayek 19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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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16将进化论应用于经济学是有困难的。经济学并不像阿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在他的一本小说中提到的那样只是一个霍布斯丛林，而是一个自发秩序和潜在进步的体系。我们的经济体系的特征不只有竞争，还有合作和利益协调。它不是适者生存的体系，而是强者与弱者，贫者与富者共存与发展的体系。通过劳动分工，最弱的人也可以找到有用生产性的工作。社会上大企业和小企业互相竞争，富人与穷人并肩工作。也许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繁荣和衰退，但市场仍见证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市场参与者并非像猛兽一样贪婪地互相利用，而是高等的人类以高级的良知和道德与同伴及自然互惠互利，和谐共存。最后，社会中的个体可以通过激励，教育，训练来帮助相对不幸的人。境遇绝不是毫无希望的。总之，人类通过合理的节约，勤劳，科技，仁慈和正直逃离这一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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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01然而，米塞斯永远摆脱不了不幸，《人的行为》的第二版就是学术丑闻的一个荒诞例子。196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修订后的《人的行为》第二版。当一年以后它出现在市面上时，很明显，耶鲁有人在蓄意破坏这本书。简直是印刷史上的噩梦。322页上有4行被删除。468页完全漏掉。469页被印了两次。一页接着一页，一些段落印成细体而另一些被印成黑体。整页黑体字对着整页细体字。耶鲁印刷了勘误表，但对于这位不知名攻击者的恶毒行为，耶鲁没法向米塞斯做什么赔偿。这件事严重妨碍了米塞斯的生活，他连续几个月无法入睡。终于，他和一个友好的出版商——亨利·雷格尼利（Henry Regnery）签订了新合同，修订的第三版于1966年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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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01革命同志们总是把马克思比作希腊众神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的虚荣。他特别喜欢1843年在他的报纸《莱茵报》被禁止后，一幅将他画作普罗米修斯的政治漫画。马克思被锁链绑在他的油印报纸上，而一只代表普鲁士国王的鹰正在撕扯他的肝脏。这位编辑看起来毫无畏惧，只盼望有一天能重获自由，继续他的革命事业。19世纪60年代，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作为圣诞礼物，收到了一尊他珍若生命的宙斯像。这尊塑像成了马克思最珍视的收藏之一，他把它放在伦敦的书房里。从那时开始，他就试图模仿这尊宙斯塑像。他不再剪头发，任由胡子疯长，直到它呈现出宙斯头像的形状和数量。他把自己想象成宇宙之神，将他的霹雳施于大地。马克思最后岁月的一张照片展现了他有如宏伟光环般的花白头发四处张扬。马克思创造了一种留胡子的潮流，这成为自他以后不少革命者不同于他人的形象特征。但，“所有的一切都会走向终结，包括宙斯的统溻和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他们的荣耀在大地上残留的痕迹只有破败的神殿和神圣的塑像”（D’Aulaire 196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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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6-30按照斯考森本人的叙述，这部书的产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80年，他请一位自由放任派的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对奥地利学派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听说过这位学者的大名）写一本书替代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事务的哲学家》（1999）。在他看来，海尔布伦纳的著作虽然很受欢迎，但却有重大缺陷：由于作者的偏见，海尔布伦纳的著作只集中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对自由市场学派，亚当·斯密的追随者注意不够。例如，海尔布伦纳基本上忽略了以萨伊和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放任学派，以欧文·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斯考森认为应该有一部更全面的经济学史。该书应面向大众（包括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像海尔布伦纳的著作一样，它应该有十几章，从亚当·斯密开始，至现代结束。它不应该超过300个印刷页。然而，罗斯巴德意欲完成的经济学简史在写作中演变成了“熊彼特式的巨著”。并且，像熊彼特一样，他未能在生前完成他的经济学史著作。1995年1月，罗斯巴德因心脏病发，在纽约市去世，仅仅几个星期后，他的两卷本著作便付印了。他著作的第二卷只写到了马克思，他从未有机会着他计划的另外两卷。求人不成，斯考森只好自己完成他请罗斯巴德写的东西，并终于在这项计划制定的20年之后完成了这项工作，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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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171918年，韦伯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接近期末，他在大学对面的兰德曼（Landmann）咖啡厅见到了熊彼特，后来成为著名的瑞士银行家的维也纳大学的学生费里克斯·索马里（Felix Somary）报道了这件事。他们谈论一年前爆发的俄国革命，熊彼特表示满意，认为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个理论而可以在真实世界中得到检验。韦伯激烈的回应，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是一项罪恶，会引致闻所未闻的苦难和巨大的灾祸。“也许是这样，”熊彼特说，“但是这将是一个可以检验我们理论的很好的实验室。”“一个由人类的尸体堆积起来的实验室！”韦伯再次反驳。“每一个解剖教室都是如此。”熊彼特回击道。这个讨论演变成一场激烈的辩论。韦伯变得更加激烈并抬高了他的声音，而熊彼特更为辛辣并降低了他的声音。当两人开始互相用言语侮辱对方时，周围的顾客停止了读报，打牌，开始热切地倾听。最后，韦伯跳起来冲进环城街（Ringstrasse），喊道“这简直难以忍受！”一个朋友拿着韦伯的帽子追了出去，想去安抚他。熊彼特留在后面，只是微笑着说，“怎么能在咖啡厅里这样失态呢！”（Somary 1986：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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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6-30作为一个虔诚的英国圣公会教徒（Anglican），马尔萨斯严格地反对任何形式的生育控制。在人口论的第二版中，他讨论了对人口增长实行晚婚，节欲和其他形式的“道德抑制”的可能性，但他并不主张避孕，在他看来，避孕是可憎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育控制的倡导者却经常引用马尔萨斯的言论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生育”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马尔萨斯也不主张人口的零增长，实际上，他的宗教信仰使他赞成人口增长以服从上帝的繁衍诫令。他只是在人口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增长，导致苦难和邪行时才反对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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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etta2012-07-01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工人阶级的圣经”，甚至希望劳工们去阅读他厚重、学究型的大部头。他认为自己“已经卷入了世界上最艰苦的斗争”，并希望他的作品能“从理论上打击资产阶级，使之永远无法从中恢复”（Padover 1978：346）。马克思把自己看作“社会科学界达尔文”，在1880年他寄了一本《资本论》给达尔文。达尔文有礼貌地回复了他，请他原谅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无知。这部书仅仅印了1000册，而且卖得非常不好，主要是由于这部书理论上太过抽像，学术上也太过厚重，引经据典超过1500处。对于《资本论》的评价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高，但在恩格斯和其他极为忠心的支持者的努力下， 1872年，这部作品被译成俄文，1875年译成法文。俄文版本的出版意义重大，它因为是“无威胁的”高深理论而幸运地通过了沙皇检察官的审查。俄国学者们大量地研究了这部作品，最后，其中一本落入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ich Ulyanov）——弗·伊·列宁（V. I. Lenin）手中。正是列宁，马克思最有力的信徒，将马克思带入了光明。“没有马克思，也许就不会有列宁，而没有列宁就没有共产主义苏联”（Schwartzchild 1947：vii）。直到1887年，英文版才出现。在1890年，一个美国的版本变得非常热销，5000本的印数很快就卖完了，《资本论》的热销是因为它被当成为一本教导读者“如何积累资本”的书——一部赚钱的教程了（Padover 1978：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