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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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2015-03-08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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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柒2015-03-08大抵而言，可以说共产党要求你和他们有同样想法但不关心你的外在。至少在战时是如此。毛泽东自己总是一副没理发的样子，衣领也弄得绉绉的。国民党刚好相反，只要你表面效忠，内心怎么想，没有人管你。多年以后，经过不断的阅读和反省，我才了解到，国民党对统治的心态，具体呈现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手腕。我们必须了解到，古代的皇帝无从知悉所统治百姓的数目，不清楚实际税收，也无从掌握军队的确切人数。统计数字不过是粗略的估算，其准确度有多高，官员也不会太当真。在这种情况下，将所有公共事务都转变为数字再进行处理是很不切实际的。为维持中央集权统治，另外一个解决之道是创造出一个完美的理想模式，将之标准化，再令各阶层从而效法即是。如果产生实务上的困难，忠心耿耿及足智多谋的官吏必须绞尽脑汁设法加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个人的牺牲在所难免。无可避免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落差。但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具有无需竞争的地位，即使理想和现实有出入，也无关紧要。如果人人默不吭声，缺陷就会缩到最小。只有在失调扩大到无法管理的规模时，才有必要进行改朝换代，历史的曲线重新再走一次。国民党的难题是，它打算在20世纪再重复这个过程，但中国的地位今非昔比，缺陷也无处可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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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仔2013-12-16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见识，观察到历史形成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的事件，或者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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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仔2013-12-16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说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以达到一致的终点。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这点很明显，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上述推论以够惊人，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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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子爵士2012-12-30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当我说战场上的恐惧有其动人的层面时，必须弄清之间的细微差异。我猜，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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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吃饭2012-12-16……强调机遇和事件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完全信服这种说法。在我一生中，我常必须在特定时点做出关键决定。回顾过去，我不确定当时是否由自己来下决定，似乎是决定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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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march2012-06-03我工作中最为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之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调试。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与东房交会，东方如何与西方融合，知道两者融合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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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march2012-06-03后来当教师，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无法立即解释：为何康有为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袁世凯失败了，张作霖失败了，陈独秀失败了，蒋介石失败了，而毛泽东也失败了。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中国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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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march2012-06-03想通了之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也帮不上。无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有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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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果2012-04-01就学理上来说，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但问题没这么简单。传统社会是文化导向，现代国家却一定要由经济学词汇来主导。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无法有过渡期。 Chairman Mao & Party（oh yeah harmonious society）能做什么呢？严格来说，他们的任务必须为非历史性，必须超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他们都是务实的革命分子，一定会从现有的材料和工具着手，不可能从想想和幻梦出发。在中国，有一群蠢蠢欲动的年轻男女，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对国民党和美国产生幻灭，忧心祖国在世人眼中的悲惨地位，愿意尽一切力量来改变这一切。中国还有许多只能成群管理的不识字农民，可以诱之以小利，但必须出去初期的胆怯心理。这些状况造就了激进思想。 当你想移开厚重难以撼动的物体时，你需要杠杆。当科学家进行实验是，他们必须会空hi环境，将触媒加入试管中，尝试加速、减缓或逆转所观察的自然过程。革命分子迎接最大胆的挑战，将他们的生命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实验试管，为什么不能动用人为的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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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ntfish2012-02-26战事于1937年爆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从军。但我的父亲劝我，他认为，没有宣战的战争，可能随时会被好战分子所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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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缤纷纷2012-07-26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虹，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则待在印度、缅甸、日本及英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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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果2012-04-01对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不论是古代或现在。从孔子到chairman mao(harmony really sucks)形形色色的“主义”，与其说是绝对真理，不如说是管理逻辑的形式，或是官僚极其所需的一是静态工具，用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我们可以想象，在纪元前的中国，由于受到外力的影响，必须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来管理约六千万人口，因此要雇用多达十三万名的官吏。当时甚至还没发明纸，官员必须透过写在竹简上的字来沟通。中国整套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受到环境压力而诞生。 也因此，中国思想家开始强调以下几点： （1）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 ，要求大家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及地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国家最关心的是所有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而不是较高的生活水准。 （2）将社会习俗当成自然法来遵行。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尊重长着等都写入法规，优点是地位有别得到普遍认同，社会的赞同更加强化王朝的统治。今日仍可感受其残存的余威。 （3）强调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在古代，中国的土地和人口资料都不是以确切数字登记，而是可以分类编组的一般概念。由简单算术公式导出的预设计划可以放入法规中，强迫人口和当地社群去调试，就像穿上统一设计、尺寸选择有限的成衣一样。（强迫人适应制度）。。。中国的官僚不必讲求精确，是以抽象来思考庞大的数字，根据他们处理事务的特殊方式，只要沉思默想即可，不一定要具体描述。 （4）和伪装能力有关，故意营造神秘感。不展开说了。现代中国成长与发展吃惯，官僚管理要付最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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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鸡青年阿南南2019-07-23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一旦界线清楚，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译按：作者撰作本书时），就历史观点来看，甚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只是彼此偶有重叠。以此观点视之，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就不会连连沮丧，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不但是空前的进展，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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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鸡青年阿南南2019-07-23我的立论很简单，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 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在过去，美国观察家对中国的立场从偏爱摆荡到不友善，因为他们对两国之间结构上的差异深感不耐，常常低估问题所在，不论就本质或就面向而言。因此，他们可能轻易被虚假的希望点燃，希望破灭时，也很容易产生情绪上的反应。但事实上，传统中国有非常长的茎梗，无法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来隐藏。其次，历史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律专家自居，这些标签和分工手法必须置于历史真相之后，历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现行的学院派分工模式中，将人类努力成果分为法律、政府、经济、社会学等等，反映出现代西方固定的状况，却无法有效用以测量中国的深度。在中国，哲学理念可能转成法理学，政府运作总是和家族扯上关系，国家的仪式化过程含有宗教力量。也就是说，双方的结构不一致，不能做水平的延伸。这样的差别一开始就将中国和现代西方世界分开，如果忽略此种根本上的差异，却问中国为何不符合西方的期许，是很笨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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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march2012-06-04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部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下一次安来电话问我近况如何，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那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且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再自然不过了。她也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于一个年近三十多人来说”，她警告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来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语，集中火力，专心学好英文。 ……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又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这些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也很有趣，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又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顶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边时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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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小罗2020-05-14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桥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体。他的右手似乎握紧喉咙，以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他的双脚张开，头浸在水里。我赶上距离不过两百码的前线部队时，连长邱上尉告诉我，死者官拜上尉，一个小时前被我们巡逻兵开枪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枪，他给我看死者的军徽为证。死者身旁还有一张地图及一本英日字典，两件物品都湿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树丛上晾干。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也就是已经烧毁的卡吉（ 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在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上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从上，兀自滴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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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吃饭2012-12-23生活照例会有一些无法预测的因素，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我们最好能准备好去迎接。当时我白天轮流当着绘图员和洗碗工，晚上念杰伯·斯图亚特和约翰·李尔本。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呆在安亚堡的我，其实正在享受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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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march2012-06-03在1945年末，我遇到一个比自己小一岁的女孩，名字叫安，我对她一见倾心。安的父亲曾经显赫于中国的外交领域，一个家人曾经环游世界，兄弟姊妹在家中以英文及法文交谈。她家在签法国租界的西区，房子是西式风格，每一层楼都有浴室。在许多天的下午及黄昏时刻，我从第三方面军总部借出吉普车，停在她家门口。佣人会带我进到起居室，我就一直等，只听到走道中某处有座老式座钟发出的滴答声。安很少让我只等二十分钟。 我的浪漫情怀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即使我的虚荣心再强，都无法骗自己说，安曾经爱过我。但我要求见面时，她响应热切，有时我不去看她，她还会打电话问我是否安好。还有一次，她甚至邀请我参加家庭聚会。不过她会以忧伤安抚的口吻对我说：“我好喜欢你啊”，也就是，其中自有限度，我再努力也是徒劳，即使我当时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也好，因为如果她说：“让我们结婚吧，你最好认真一点”，我就会不知所措。我阮囊羞涩，当兵这个职业的地位，在对日抗战后达到巅峰——也许还是数百年来的最高点——已逐渐掉回原先的低点，甚至降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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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果2012-04-01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