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意义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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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8-27奥尔巴赫将世界文学的理念和实践追溯到维柯的人文主义，强调语文学和世界文学有共同的倾向：它们所关注的不仅是本地、本文化、本民族的问题，而且是具有一定共通性、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危机和变迁。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置于现代人文科学的传统中，研究的视野可能更为开阔，关注的问题也会更具普遍性。奥尔巴赫正是这种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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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2020-08-2716、17世纪，在西方建构和发展“新科”的集体项目中，语言和现实的关系，语言在人对外部世界认知中的作用等，构成了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欧洲语言迥异的汉语，特别是汉字，成为重要的参照物和比较研究的对象。语言不仅是思想的媒介，更是思想的构成要素，这是欧洲语思想史上的基本共识。如果说表音的字母书写系统已经为思想家们提供了一套认知的体系和方法，那么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又是如何把握表现与被表现之间的关系的呢？此时的欧洲思想家们面对汉字特殊的表现力感到惊讶，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不无东方主义式的猎奇。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惊讶和猎奇已经构成了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欧洲思想界、知识界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语言的认识，在时间上与欧洲现代知识结构、现代人文科学和现代思想体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17世纪初，汉语逐步受到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重视，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新科学”和世界通用语兴起并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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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异同2020-02-17中世纪学堂中的自由技艺可以分初级和高级两等，前者包括三门技艺（科目）（the Trivium）：修辞、语法和逻辑，后者含有四门（the Quadrivium）：数学、天文、音乐和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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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2019-02-11不同语种的民族文学作品必须首先得到这一文学中心的承认，才有可能在文学共和国内更广泛地传播，获得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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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柯2019-03-01前文提到，传教士在汉语方面的工作，特别是介绍、分析和评论汉语的文字著述是西方汉语知识的主要来源，主导了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也为后来的思想家、语文学家在评论和想象汉语时提供了原始材料和例证。其实，欧洲汉语观早就注意到汉语内部严重分化的情况。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写道：“中国人有两种语言，第一种是普通人讲的大众语，因省份地区不同而不同，第二种叫作官话，犹如欧洲的拉丁文，在学界使用。”这里，将“官话”比拟为拉丁文不仅是简单的语言学上的比较。众所周知，在欧洲早期现代性的语境中，拉丁文与白话的关系喻指着帝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封建王朝和民众的关系，梵蒂冈腐败的教廷和广大信众的关系；以此类比，使用文言文和“官话”文体的中国知识精英犹如以拉丁文研究教义、注释经典的神职人员，已经与时代、民众和社会严重脱节。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和早期现代欧洲去拉丁化的过程，遵循着相同的语言政治的逻辑。在社会实践的层面上，建立和推广大众语（白话）也是为了改革精英主义的特权教育，在最大范围内普及基础教育，让普通民众受惠于现代知识，推动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因此，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与早期现代欧洲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去拉丁化运动一样，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色彩。这样，以传教士的工作为中介，语言文字改革与早期欧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欧洲新科学运动以及普世主义的价值理念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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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柯2019-03-01学界一般认为，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始于清末。胡适是语文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胡适认为，国语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白话大众传媒，并将国语运动的发展分成白话报时代、字母时代、读音统一会、国语研究会和国语文学运动等几个阶段。在《国语运动的历史》中，胡适说，“有一部分人要开通民智，怕文言太深，大家不能明了，便用白话做工具，发行报纸，使知识很低的人亦能懂得”。和胡适一样，黎锦熙也是国语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国语运动史纲》（1935）记录、描述了这场运动的过程，是这一领域早期的代表作。在这本专著中，黎锦熙与胡适略有不同，采用了历史学家的视角。他将国语运动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切音运动时期、简字运动时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他认为国语运动发轫于1897年前后，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开馆，前一年，即1896年，《时务报》出版，并在同年11月刊发了梁启超《沈氏音书序》；后一年，即1898戊戌变法年，“所谓“厦门卢汉章等所著之书”，居然见诸煌煌明谕；三十几年前的大清政府，居然也在那儿提倡“谐声增文””。黎锦熙写道：“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少数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思的宣传，跟着社会上一般人士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就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黎锦熙强调梁启超和1898年清政府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卢汉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新字初阶》（1893）和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见，获得政府和学界领袖的重视和支持是民间汉语改革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不过，所谓“先知先觉者”当是在主流社会关注汉语改革之前，便以一己之力推动汉语改革的人士。如此，语言文字改革的“先知先觉者”还应当包括《六斋卑议》（1891）的作者宋恕，甚至更早的西方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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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柯2019-03-01《西儒耳目资》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的注意。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人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此后，“三家所著之书虽犹未能径用罗马字母拼音，而于声韵之理，颇多新悟”。……罗常培认为……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法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和李光地在《音韵阐微》中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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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柯2019-03-01清末文字改革运动以汉字“切音”为中心，主要为了解决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分离的问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当然，“切音运动”的鼓吹者未必认识到其中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是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出于克服汉字“难学”“难记”等所谓“弊端”和普及教育的需要，提出了各种切音方案。如果说这些方案是对汉语“会诊”后开出的药方，那么“会诊”则是在西方传教士、比较语文学家等的影响下进行的，至少也是在其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重要的是，汉语必须改革的结论首先是在西方汉语观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的，并由在华传教士最先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对汉语的“会诊”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了西方汉语观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开出了“药房”。“会诊”预设了汉语是“患病”的语言：若无病，何需诊治？这一假设性前提明显带有先验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西方汉语观的核心内容。然而，此时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对西方汉语观并无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在吸收采纳的同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解读和批判了。在对国语运动时间上的起点的界定上，胡适和黎锦熙等人都忽略了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语文改革运动其实是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是现代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