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

• 北桀-

  2020-03-20
  当然，如此大规模变乱，总是有获益者的。获益最大的有两位是日本的德川家康：这位大名没有参与侵朝战争，保存了实力，这他在后丰臣时代的角逐中最终胜出，得到“征夷大将军”之位，建立治日本265年的江户幕府。第二位则是努尔哈赤及其领导的女真∠满州政权
• 豆友73755329

  2020-03-20
  强调东亚现代思想的内生性，并非否定向外的反应和借鉴。鸦片战争当然是近代极大的外在刺激，但外因必须内化才会起作用。而选择接受什么、如何嫁接，仍然由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所決定。和其他方面一样，思想的演进不能被看作是指向特定目的的线性路径。东亚思想没有按照欧洲版本的“普遍”模式生发，但恐怕不能就此否认它的活力，误认为它是停滞与封闭的。
• 北桀-

  2020-03-19
  美国历史学家濮德培（ Peter C。 Perdue））指出，宗藩话语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使用者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来不同的目的服务。沈惟敬深谙此道，他自认为很清楚中日各自的需要，只要能靠两头糊弄蒙混过关，令双方各安现状即可万事大吉。至于现状是什么，完全可以按各自需要各自表述。而中日两边还真就被他得一度止战休兵
• 北桀-

  2020-03-19
  这当然不是说历史上发生了（或者没发生）什么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过去的认知总是和自己的现实经验、价值、情感联系在一起。对过去的解释一一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为何发生，有何意义一一往往因人因时因势面异至于哪个解释更有道理、更能站住脚，那就要靠对史料的辨析、对历史语境的理解，以及眼界胸怀。历史叙述不可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或者干脆说，再貌似客观的历史叙述，本身也是有政治性的。
• 豆友73755329

  2020-03-19
  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不论是汉民族主义或是别的民族主义，都取消了历史的多元互动。受其影响，历史研究很容易成为当代政治的敏感点，造成涉边疆、民族、外交等话题的研究遇到很多限制和困难。对此，我们应当坚持文化自信，要认识到开放、包容的学术研讨，最终会带来更丰富的视野和成果。
• 豆友73755329

  2020-03-19
  在具体利益博弈中，大国则更倾向于以有限的实利让渡来换取政治承认。这无论是在东亚宗藩体制，还是现代国际关系中，都是一样的。
• 豆友73755329

  2020-03-18
  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的确是19世纪以后的意识，是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挤压后被动发生的、“想象”的产物。但另方面，它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嫁接在历史形成的身份认同基础上。这个身份不是“民族”，却很容易被后人“改编”成“民族”。两者都是人为而非自然的产物。但民族主义之前的精英阶层，并不像现代民族主义者那样，力图动员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全体“国民”，把“一盘散沙”塑成一个统一的“国/族”。他们更多还是把自己的认同诉诸本阶层的文化、政治身份。
• 豆友73755329

  2020-03-18
  其实无论满汉，都是在动态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相对概念。和“满”一样，“汉”作为“民族”也是从19世纪未才逐步固化的概念。满洲多元政权的入侵，对中原地区的文人精英来讲，的确有极大的心理冲击，但这冲击的根本，与其说是种族竟争，不如说是深刻动摇了中原原有的华夷观念。“夷”要成为“华”了，天下还是天下吗？
• 豆友73755329

  2020-03-18
  我们现在习惯认为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多数时间里，中原王朝并不直接统治这一地区，汉时建立的四郡和唐时建立的安东都护府，仅及辽东到朝鲜半岛北部。多数情况下，中原与东北或建立宗藩关系，或实施羁縻管理。反过来，历史上这个地区兴起过许多强国，往往对中原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扶余后裔建立的高句丽（前37-668），极盛时势力横跨辽东半岛、朝鲜北部，直至日本海，先后击败过倭、百济、新罗、隋唐等劲敌。其后靺鞨人的渤海国（698-926）被称为“海东盛国”，对唐王朝称藩属，同时和日本有频密的使节往来，与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也强化了贸易关系，可以说是东北亚的枢组之国。再后来，契丹建立的辽（916-1125）和女真建立的金（111-1234）都曾进取中原，迫使宋王朝或纳贡，或南迁、称臣
• Pluto

  2019-05-06
  殖民现代性的整套教化过程：先以坚船利炮来惩罚，再以国际标准来规训，最后用“文明”来“说服”
• Pluto

  2019-05-04
  回溯历史，正本清源其实是革新改制的另一种说法，重新解释过去，就是为了指向现实和未来。
• Pluto

  2019-05-03
  历史从来不只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对过去的一种主观描述。
• 莫辰

  2019-12-08
  可见有清一代，“旗”与“女真/满洲”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旗本身就不是族属概念。八旗之内虽有族源分别，但其界限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晰。旗人内部的融合是很明显的，像不少汉军就改了满洲姓氏。到了清朝巩固中原、平定三藩之后，八旗人丁的族属构成中，汉军的比例大大増多，已超过满洲和蒙古。以至于到了乾隆年间，皇帝不得不令大量汉军人口出旗，只保留入关前的汉军的旗籍，以减轻国家负担并保证满洲在八旗中的主导地位。八旗之内，各族裔的身份认同也日渐趋同，大部分人“渐习汉俗”，最后差别甚微。到了近代不管八旗满洲、蒙古，还是汉军，大都只认定自己是“旗人”。而这“旗人”与皇太极时代“满洲”的族裔身份联系，实质已经相当遥远。在此后的民族建构中，“旗人”的概念被转换成“满族”，但两者仍然不完全一致。比如，由于民国初期对“满人”的社会歧视，很多满姓旗人改汉姓，隐瞒自己的旗籍。而到了共和国时期，旗人及其后裔则又纷纷改回“满族”，登记人口迅速增加。“满”成为今天中国人数仅次于壮、回的第三大少数民族。再比如，过去在八旗满洲中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部，从满族的类别中分出来，单独列为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
• 莫辰

  2019-12-02
  Korea和Japan，传说都由马可·波罗（ Marco Polo）最早记录。他到中国那会儿，半岛正是高丽（ Koryo）王朝。Korea一词在演化过程中虽有不同拼写方式，发音倒近似。风云变幻，如今生活在朝、韩的人都不自称高丽。而韩国语中的“高丽人（고려사람）”则成了一个特定名词，指的苏联中亚地区的朝鲜移民后裔。当然， Korea的好处是不论朝韩，政治中性。日本在马可·波罗那里记为 Cipangu。为啥这样拼？用上海话读“日本国”三个字就明白了。估计他是听当时和日本往来颇多的江浙人聊起的。 Cipangu转到葡萄牙语，就成了 Jepang，再到英语，慢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 Japan，是欧洲语言多次转译的中国南方方言中汉字“日本”的读音，跟“霓虹”当然差得远。
• 설아

  2021-04-15
  字音、字义的转化从来不只是语言变化，背后必然带人新的认知框架和意识形态。当用“China", 特别是用其背后那套认知框架，来讨论“中国”的时候，“中国”自身的变动、杂糅和多元性，就被西欧现代国家体系所强调的那种界限感和同质性取消掉了。特别是在处理帝国(empire)、 国族(nation)、 族裔(ethnicity) 这些议题的时候，China和“中国”之间往往显现巨大的裂痕。“中国”是个多语言、多族群的复合体，但Chinese仅指汉语汉字，很多语境中仅指汉族人。试图用语言文字、人种、宗教这些通行的现代标准来定义“中国”的努力变得无效:使用汉字和崇奉儒家的不一定是中国(比如朝鲜、越南、日本)，而中国内部不都是传统的汉字儒教区(比如疆、藏、蒙)。域外学界会提出“清朝是否Chinese王朝”这类问题，作为学术讨论当然可以。但是20世纪以来，政治上操弄“ 满蒙非支那”“ 疆藏非中国”，亦屡见不鲜。
• 伊萨卡

  2020-07-25
  亚当斯当然是以礼仪为借口，将殖民侵略合理化。即使我们顺着这种“文明人教训野蛮人”的逻辑，认定英国只是按照主权国家的新观念，要求中国承认其平等地位，那么也可以追问：英国全球殖民，从未以平等原则对待弱小，又凭什么要求中国实践主权平等呢？鸦片战争后，英国把“平等”的外交礼仪输入中国是为了建立“平等“的对华关系吗？
• Pluto

  2019-05-07
  这场战争最根本的殖民性，被密苏里号上的国旗掩盖了。它成了一场普通的国家间的对抗，只不过更为残酷罢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原子弹轰炸，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非核轰炸——东京轰炸，被理解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屠杀邻国百姓的正当报复，而不是和南京大屠杀一样的反人类罪行。这样一来，这场战争就被常规化了。从日本角度看，既然日本承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对平民的虐杀，那么自己在他国的罪行就算是得到了惩罚。日本不过是战败了，而且是它收到了更大的伤害。在道义和伦理上，日本没有比美国更多的责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无法担负起彻底清算战争罪责的任务。国际法本身就是殖民产物，四十年前它否定了韩国的主权，把欧美的殖民合法化，更没有阻止日本见他亚洲。……由这样的一个机构，来清算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责，其虚弱、无力和不彻底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虚弱性，试图全盘否定东京审判，狡辩其为“胜者的审判”。这的确是历史认知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真要彻底追问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强征“慰安妇”、重庆轰炸、三光政策、巴丹死亡行军……我们就不能不同时追问广岛和长崎、东京轰炸，以及战后对像岸信介、石井四郎这样的众多日本战犯的包庇。否则，对战争性质的探究，势必会被不疼不痒的法律、技术讨论所遮蔽。而以对细节、数字和技术的穷究细考，来回避对战争性质和政治意义的道义拷问，这不正是右翼最擅长的么？对纳粹的否定，不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完成的，而是在德国人不断地伦理、历史、文化、哲学拷问中完成的。对于日本的罪责，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像反省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从现代性危机，而不仅仅是发动战争的角度，来深刻反思它的起源。他们忽略了日本走向战争最深层的思维悖论：日本没有抛弃现代，而恰是以一种挣扎的姿态，试图“超克”现代。
• Pluto

  2019-05-07
  20世纪20和30年代，是一个建设与动荡、发展与颓败、秩序与失序并存的时代。不独东亚，全世界几乎都挣扎在这种矛盾和混乱之中：这是爱德华卡尔称之为“二十年危机”的时代。……“破旧”的意识深入人心，但“破”之后“立”什么，却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本来，拥抱“现代”是个必然的选择，可东亚进入“现代时间”之时，恰恰也是这个现代性暴露巨大危机之时。
• 琥珀工作室

  2022-01-13
  虽然和日本及中国的士人一样，朝鲜人也是由对科学知识的爱好而接触到天主教的，但和中日不同的是，朝鲜最早形成的天主教团体，完全是自发组织，并没有欧洲传教士给他们布道讲解。他们的聚会有点像文人间的雅集，在讨论儒家经典的同时也讨论西学。其中，李檗虽不是最早接触天学的，后来却成为天学团体的核心，李承薰、丁若铨、丁若镛、权日身等集聚其中。他们很多是在党争中受排挤、政治上相对边缘的人物。在思想意识上，倾向于少谈空洞抽象的理学哲理，而以对现实有益的学问来救治政治和社会问题。和主流士人不同，他们不再简单视清朝为胡虏，而主张要向清朝（以及西洋）学习。所以，“天学”在这批士人中受到欢迎，是和所谓“实学”意识在朝鲜的兴起相辅相成的。直到 1784 年李承薰受李檗之托到北京，这批人中才有了第一个受洗的教徒。李承薰回国后，再给李檗施洗，就这样天主教圈子逐渐扩大。到了第二年，他们把聚会场所从李檗家挪到了另一位教友在明洞的家中，起名“明礼坊”。这里后来成为天主教首尔教区明洞圣堂所在地，被认为是韩国天主教的诞生地。和东亚其他两个国家一样，朝鲜官方对于西洋知识并不排斥，但对于天主教的意识形态十分警惕。朝鲜以儒家理学立国，在思想方面管控甚严。严酷的政治斗争，往往以理学斗争的面相展示，而任何质疑理学的言论，都被视为异端。“天学”中本就包含和儒理格格不入的地方，天学团体士人的党派倾向又很明显，因此受到审查、被加以异端之名打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明礼坊很快被告发、捣毁。不久，李檗郁郁而亡。此后，李承薰成为朝鲜天主教领导人物。他用自己不多的教理知识，搞起了本土教会，自行任命主教、神父，并举行教会仪典。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些做法是违反教会规定的。1789 年，他们委托全罗道出身的教友尹持忠到北京求助于主教汤士选（Alexandre de Gouveia），汤果然回复说他们只能施洗，不能举行仪式。又过了两年，尹持忠丧...
• 韧勉

  2024-05-29
  “China”一词，目前较通行的说法是来自梵语中的“Cina”一词，可能是“秦”的音译。日本人有段时间称中国为“支那”，亦源于此，起初倒无贬义。欧洲与中原远隔万里，耳闻口传，一是通过印度-波斯带去的“Cina”，二是蒙古西征时带去的“Cathay”（契丹，后泛指中国，现通用于斯拉夫语系），两个信息来源不一，以致很长时间里，欧洲人不知道二者指的是一个国家。Korea Japan，传说被马可波罗最早那会儿记录，半岛正是高丽（Koryo）王朝。Korea一词在演化过程中虽有不同拼写方式，发音倒近似。风云变幻，如今生活在朝韩的人都不自称高丽，而朝/韩语中的“高丽人”则成了一个特定名词，指的是苏联中亚地区的朝鲜移民后裔。当然，Korea的好处是不论朝韩，政治中性。日本在马可·波罗那里记为Cipangu。为啥这样拼？用上海话读“日本国”三个字就明白了。估计他是听当时和日本往来颇繁的江浙人聊起的。Cipangu转到葡萄牙语，就成了Jepang，再到英语，慢慢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所以这个Japan，是欧洲语言多次转译的中国南方方言中汉字“日本”的读音，跟“霓虹”当然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