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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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在当时，不惟男性世界，女性世界对其内部的失节者[当死不死者]，亦严苛不贷，毫不宽假……更微妙也更为明人所热中于辨析的，是“不即死”[没有在应当死的时候死，“早死”、“迟死”之分在当时非常重要]……　　遗民的以生为耻、为罪孽，出于道德的自我审判，与佛与老均无甚干系。……自居遗民者亦须解释其未死，后死，犹存，为其生存的必要性取证，诸如养亲，抚遗孤，存遗文，存国史，以至图恢复（是其意义之尤大者），待后王，等等。……至于女子之“当死”而不死，更人人得而唾弃之。……此亦解释了无论“忠义”、“贼”、“寇”均于失败之际杀其妻孥。这类暴行，在“忠义”传状里，向来是被作为风节的明证的。　　只有置此情境中，才更有可能解释那大量的“可不死而死”——像是与生命有仇；也才便于解释期他人死的正当，助他人死之被视为义举；也才更能解释本节开头所及的“死封疆”、“死社稷”等等命题，及明亡之际“忠义之盛”、死者之多；也才更能感知明遗民生存的特殊艰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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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读有关史料与明人文集，明末事之不可为，南明事之不可为，即使亲与南明朝事者也多洞若观火。至于明人说明末事，以至清人说明末事的好说“若然”、“倘然”，只合读作愿望表达，不可过于当真的。实则有关明的正史野史，对明末之为绝境，都不吝形容。事后看来尤为惊心动魄的，是毅然死义者的分明知道“不可为”。刘宗周早在万历时，即已见事之不可为：“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而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箸，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与周生》，《刘子全书》卷20）。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及他对弘光时的形势估量：“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陈子龙年谱》卷中，《陈子龙诗集》第702页）。　　当此际，一切认真的经世主张均如讽刺，如大言欺世，庄严适成滑稽，足令志士心死；且像是冥冥中已有定数，无论战守抑逃，都在劫难逃。顾炎武记吴志葵：“所不克者，大势已去，公固无如之何耳。天下势而已矣”（《蒋山佣都督吴公死事略》、《顾亭林诗文集》第222页）。也真到了说“无如之何”的“势”、“数”、“时命”的时候。记明末忠义遗民的文字，正以情境的绝望而动人。其中很有一些人与其说死于清死于“贼”，不如说死于“残明”；他们更是为绝望所杀，为“残明”所杀，是有明二百余年间政治死难的继续——作为明代政治的最后一批牺牲，也是这种意义上的“殉”。这“绝望”与“殉”使其死有特殊残忍的意味。钱谦益的记路振飞，以其为“有力无时，有时无命”，说明朝“自亡”，志士之必不可生，“终天而已矣，终古而已矣”（《牧斋有学集》卷34第1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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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仁暴之辨，也即人兽之辨。在如王夫之这样的儒者，明清之交最严重的危机，即此施暴嗜杀以至受虐自戕中“人道”的沦丧。“人道不存”是较之亡国更为绝望的情境。有识者于此看到了比经济残破更可怕的人心的荒芜。在此，王夫之一类大儒，以存人道（也即所以存天下）为己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　　王夫之的犀利，尤在他对于隐蔽的暴力倾向的察知，如已成风尚的苛酷刻核。“苛”几可视为明代士人（包括明儒）的性格。这本是一个苛刻的时代，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虽有“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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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由当时的文字可读出对残酷的陶醉——不止由野史所记围观自虐的场面，而且由野史的文字本身。那种对暴行的刻意渲染，正令人想到鲁迅所一再描述过的“看客”神情。这里有压抑着的肆虐、施暴愿望。在这方面，士文化与俗文化亦常合致。你由此类文字间，察觉了看客与受虐者的相互激发，那种涕泣号呼中的快感。这里有作为大众文化品性的对“暴力”、“暴行”的嗜好——弱者的隐蔽着的暴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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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受虐与自虐，在许多时候难以再行区分。至于遗民的“苦节”，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妇烈女如出一辙……处“酷”固属不得不然，但将处酷的经验普遍化（也即合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主义；更大的危险，还在于模糊了“仁”、“暴”之辨，使“酷虐”这一种政治文化内化，造成对士人精神品质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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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0
  　　平居贫，临难死，且是可不贫之贫，非必死之死——似与生命有仇，非自戕其生即不足以成贤成圣。这里有传统儒家的“造人”神话；但在如明代这样严酷的历史时代，儒家道德仍不可避免地被极端化了。一种显然的政治虐待，被作为了士人被造就的必要条件；被强加的政治处境，倒像是成全了苦修者。这种准宗教精神，开脱了暴政，将施虐转化为受虐者的自虐（且以“甘之若怡”为高境界）。
• 慕树

  2016-08-24
  儒者有关职业的等级观念，本以其道德论为根据。所谓“求之有道”，亦儒者常谈。由于将“谋食”与“谋道”作对立观，声言关心“人伦日用”的儒者，往往将形而下的“生计问题”化为义理、道德空谈，将“生存”课题抽象化了。处清初之世的颜元，不但激烈批评“正其谊不牟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成说，且大不以士之无资生之“业”为然：“今世之儒，非兼农圃，则必风鉴、医、卜；否则无以为生。盖由汉、宋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后儒既无其业，而有大言道德，鄙小道不为，真如僧、道之不务生理者也”（《颜元集》）。传统社会不发达却充满偏见的职业观念，对技术性知识对技能的轻视，在这特殊的历史关头，不能不严重地妨碍了儒家之徒、士人的生存。“君子不器”，而“道”又非直接可换算成布帛菽粟。由上述职业评估中的种种微妙处，最能感受士人面对经济关系缓慢变动时的不适，他们在谋生问题上沉重的道德负担。
• 慕树

  2016-08-24
  明末及易代之际是一方大舞台，由后世看过去，其上的人物动作，似多有夸张。即使一时大儒，如黄宗羲的袖椎刺仇，李颙的狂号为其父招魂，都不免于“戏‘。顾炎武粹然儒者，其卜居华下，也有在后世看来不免夸张的动机。但换一种眼光来看，又会令人惊叹于其舞台语言的强烈性与丰富性，那严肃中寓有的浪漫，端谨中隐含的夸张放诞，或许正是表达式的匮乏，刺激了”创造’的冲动的？当易代之际，遗民是特殊人种，为世人所瞩目。遗民自我形象创造的热情，既因于文人积习，又源于情势的驱迫。上文提到的八大山人的“哑”，不但是一种特殊的“说”，且比之寻常的说更有其力，令人震惊于明遗民寻求独特语言形式的顽强。生当那时代，即使儒者也往往兼有名士风，其长于自我表现、自我诠释，未必逊于同时文人；其人人生阅历之丰富，尤其为生当太平之士者所不能梦见。明代正统文学的诗文或乏异彩，这却无妨明代士人拥有的“语言”、表意方式的富有。就遗民而言，上述复杂的行为语言、服饰语言，同时又透露出其人的寂寞，其潜抑着的交流愿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能以上述语言，以表意方式的刻意创造证明其存在。无论其接世或不接，言说抑哑默，都不能出此世间——表达方式上的创造正映照着处境的尴尬。那因此也是一种不无痛苦的表达。
• 慕树

  2016-08-21
  王阳明就说过：“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传习录》）。吕坤的说法更有其透彻。他声称圣人并未穷尽真理（“道”），曰：“道者，天下古今共公之理，人人都有分的。道不自私，圣人不私道，而儒者每私之，曰‘圣人之道’；言必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然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时势，非圣人之制所能尽（《呻吟语》）。
• 慕树

  2016-08-20
  在明清之际士人的议论中，“靖难”是作为明亡的前因来推究的。那事件也随即有了其所可能有的最称“严重”的意义。你又由此读出了明代士人深刻的命运之感。学术文化气运与国运、世道升降为盛衰，士的命运即在其中——在国初史中，在如建文事件这样的大转折中。对于士人，此即“前定”，是其无可奈何的“命”、“数”。而士人经由考辩国初史追究“命运”（国运、世运、士的命运），寻求对此后事态的解释，与此一时期言论界所热中的追原“祸始”、寻绎因果在同一语境。
• 青菜豆腐水煮鱼

  2015-07-23
  清初的唐甄论高攀龙：“……君子之道，先爱其身。不立乱朝，不事暗君。”
• 青菜豆腐水煮鱼

  2015-07-14
  挥鲁阳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梦，以相从与危机……
• 阿卡姆讲座

  2023-10-16
  言论者赖有其有关言论的功能、效用期待（亦士人的自我评价与期许),非但神宗的“九重渊默”不足以破坏其立言热情,即法外惩创,像是也能使言论增值。尤为奇特的是,愈到事不可为之时，言论形愈活跃，争持也愈激烈。这也须由士人所理解的“言”的(不赖有“施行”与否的)自身价值来解释。黄宗羲记施邦曜：“学士黄公以直言触上怒,诸生涂仲吉上书颂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议论’，不为封进。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缴原疏，上见其批，大怒，闲住原籍。”（《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谥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铭》,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232-233页）无仕途经历的孙奇逢则说：“宰相，行其事者也；台谏，行其言者也。事犹有格而不得行之会，言则无阏而不得言之时。言行而志已行矣；言或有时不行，而所言之理已独行于天地古今之间，夫孰得而壅之哉！”（《贺梁如星侍御序》，《夏峰先生集》卷二）超乎“用”否，而以“言”为意志表达，以影响舆论为期待——于此接通了以“立言”为不朽的传统思路,却又与朝廷政治的任事与议论分、以议论为政事的积弊不无关系。7由此或也可以认为,“言官”、“言责”的概念,无助于对言论的功能厘定，也有妨于有关官员的职能确立。施邦曜所谓“只可存此一段议论”,固出于对朝廷政治的深刻失望,确也混淆了朝廷建言与一般言论的界限。但求“气”胜、而不问效用的建言态度亦应由此解释。
• 秋彥小兔

  2022-07-03
  当此之际，说“篡”之难，障碍不在官方禁制，而在士大夫自己。一个“篡”字，足以引出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而士的立身、出处，又是赖有这“合法”与否（在此亦即合“道”与否）为前提的，所谓“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兹事至大至重，不容回避，而又不容不回避。为有明二百四十年历史（自燕王即帝位至甲申）寻求道义的解释，为士夫在篡位之君及其后代治下二百余年的生存寻求道德的解释，不能不是绝大的难题。因而有关话题，隐蔽着士夫深刻的屈辱之感。这屈辱也半由士夫自己造成——由他们积久的道义感、道德感，由他们有关“篡”、“弑”的精致的思想。却也是这一欲出口未出口的“篡”字，阻碍了由政治方面对成祖的评价。道义的尺度永远像是绝对尺度。
• 璩白秋弋瞳

  2019-07-02
  然而王夫之所开的药方也未必恰对症候。“正人”不与争锋，使小人“自敝”，代价若何？王氏的“非对抗”（不相激，不启衅，守义俟命）的原则，其实践意义是大可怀疑的。可以确信的是，到启祯朝，“交争”之势已无可改变，虽然争亦亡不争亦亡，其间得失仍有事后不可轻论的。且“不争”之说仍嫌笼统。“争”也有种种。陈垣论明清之交法门纷争，说“纷争在法门为不幸，而在考史者视之，则可见法门之盛。嘉隆以前，法门阒寂，求纷争而不得”（《明季滇黔佛教考》卷2第48页，中华书局，1962）。至于王氏本人的史论，其锋锐犀利，也正是明人作风，在王氏，不消说出诸“不容已”——不也可据此理解明代士人之争？
• [已注销]

  2017-10-28
  因吕留良狱，屈大均长子将其父诗文集版片向广府州投监，请正典刑昔之雄辩如锋者，今之杜口无言者也；昔之攻人必胜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
• 秋彥小兔

  2022-05-13
  这本是一个苛刻的时代，人主用重典，士人为苛论，儒者苛于责己，清议苛于论人。虽有“名士风流”点缀其间，有文人以至狂徒式的通脱、放荡不羁，不过“似”魏晋而已，细细看去，总能由士人的夸张姿态，看出压抑下的紧张，生存的缺少余裕，进而感到戾气的弥漫，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畸与病。“苛”，即常为人从道德意义上肯定的不觉其为“病”的病。
• 青菜豆腐水煮鱼

  2015-07-14
  天子抚天下而为之主，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硁硁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
• 阿卡姆讲座

  2023-10-14
  在当时，不惟男性世界，女性世界对其内部的失节者亦严苛不贷，毫不宽假（参看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等）/至于女子之“当死”而不死，更人人得而唾弃之。曾批评女子未嫁守节、持论通达的归庄，也说：“吾见江南女子之奉巾栉营垒之中，及为所掠卖而流离道路者，恨其不能死。”（《归氏二烈妇传》，《归庄集》卷七第407页）此亦解释了无论“忠义”、“贼”、“寇”均于失败之际杀其妻孥。这类暴行，在“忠义”传状里，向来是被作为风节的明证的/明儒有关“死”的谈论,其“恶趣味”,在我看来,也在那种意义、价值辨析中。读明人文集及有关传记,令你感到异样的,正是那些“当”否之类的谈论，是他人的生死以至“可”否“当”否的可资谈论。“士论”从来是一种权力,为“士流”认可的权力。决他人的生死，在士人，是极自然的事，是他们熟悉的一套话语。只是在数百年之后，你才会惊异于“士论”之作为道德力量，其实施道德判决的自信;你才不适应于那种有关“苦节”、“死”的不厌其细的辨析、品味，反感于其间的冷静——那确是一种冷静到残忍的理性/以布衣、诸生、“末秩”死，被认为“难”。一时士风,颇不乏竞为其难、竞为“尤难”者/甚至关于妇人的节烈，也有持论通达者。上文提到过的归庄,确也说过女子未嫁从夫为“过情非礼”,死“不出于礼之正”;以为妇人“苟笃于情而得其正”即可称，“不必烈也”（《书顾贞女传后》、《书柴集勋顾孺人传后》，《归庄集》卷四第301、302页）/有上述思路的陈确，自不会欣赏世俗伦理实践中的其他“过”举(如世俗乐道的“割股、寝冰、十年庐墓”, “未嫁之女望门投节”等)/尤可贵者，是其论女子“节烈”，与其节义论（通常适用于男性)同一逻辑,而不为女性另设标准。他不满于世儒的一味猎奇而忽视“恒德”，谓“此吾夫子所以致叹于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者也”（《祭查母朱硕人文》第325页）。 《书潘烈妇碑文后》一文径指烈妇...
• 阿卡姆讲座

  2023-10-14
  至于遗民的“苦节”，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妇烈女如出一辙,其自虐且竞为“不情”极其相像/自虐而为人所激赏的自然还有节妇烈女，亦乱世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来，苦节而不死的贞妇也是一种“遗民”，其夫所“遗”，倒不为乱世、末世所特有,也证明了女性生存的特殊艰难。/明清之际的文献，记烈妇贞女，其死亦有至惨者，时论之嗜“奇”嗜“酷”，更甚于对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