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一）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6
  各种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为基础，要求人们将自然和社会现象都看作各种物质力量的产物。但讽刺之处在于，教育人们以唯物主义者方式思考后就能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主张：思想高于物质、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3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2
  “游民”的安置，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人的“单位化”过程：将那些没有单位的人安插进各种单位——主要是在农村的合作社或生产队，或者建立新的单位，如新人习艺场转制成的新力机器厂和新建的苏北上海农场和皖南白茅岭农场等。游民的单位化或社会人的单位化，一方面完成了对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给那些在新政权的政治理念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群安排了新的位置，并将其置于各种“单位”的有效管辖之下，另一方面也将人民政府认为可能威胁到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的不可靠人群驱逐出共产党新的统治中心一大城市，从而改造和重建都市基层社会秩序。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2
  超越常规的“大跃进”，本质上是一个反科学和反常识的过程，势必受到科学和常识的质疑与拷问。因此，对于发动者来说，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便成为必须突破的“障碍”。如果说“反右”已经从政治上将知识分子归入另类，那么，“大跃进”则要从业务和技术上矮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破除迷信”、“打破旧的规章制度”，作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实际上成了破除科学、蔑视专家的流行观念。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1
  调查报告认为艺人“成分复杂”，对“人民曲艺事业缺乏认识”，加上“未抓紧管理教育”，出现了全市曲艺演唱中的“严重混乱现象”。所谓的混乱现象，即集中在外北市场的书棚和部分分散的茶馆中，不少艺人经常“说唱淫乱、神怪、迷信”的内容，以评书、清音、金钱板三种曲艺形式最为严重。如评书、金钱板中的《双贵图》、《封神榜》、《大清传》等，清音说唱的《十八摸》等都是“含毒最重”的“坏书及淫词”。什么是“淫词”呢，我们可以看到报告中的例子：在唱《断桥》时，故意把原词中的“一把手拉官人桥上坐”，唱成“一把手拉奴的嫩东东的官人夫（扶）在怀中坐”，有些人还故意做出“种种丑恶表情”和“下流动作”来逗人嬉笑。报告认为这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起的“危害”极大，举例说一个小学生每晚到双栅子街的“上天梯茶楼”听“剑侠书”，但“听迷了心”，一天在街上见一辆汽车迎面开来，他不慌不忙卧倒在街心，嘴里念道：“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人，汽车也辗不死”。另一例子说由于人们到茶馆听“神怪迷信”故事，影响了“晚上开会学习”。从上可见，关于“淫词”的指控，无非一些带有性暗示的搞笑语言而已。至于说人们晚上去茶馆听故事而不去开会学习，间接透露了大众文化对大众的魅力。小学生听了书受误以为“刀枪不入”，此类例子从义和团以来便屡见不鲜，“迷信”从晚清以来便是精英和国家打击大众文化的最好借口。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1
  1949年以后，“历史问题”对个人命运影响甚巨，在同一行业内有如此多的人有“复杂”历史背景，显然对整个行业都是非常不利的，自然成为政府密切监视的对象。由于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使他们的生计和社会处境都更为艰难。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1
  宣传发动群众、摸底排队把人们分成左中右的方法，是共产党进行群众运动的一贯策略，从而可以依靠一部分人来控制另一部分人，经常是行之有效的。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20
  当强大的国家机器动员起来向这些无靠无助的小民进行打击时，这里所谓的“一致拥护”，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是否拥护，并不能改变他们被改造的结局。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7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结果，使毛泽东和其他各级军政领导人相信，广东出现的和平土改，并不是偶然的。它和中共历史上历次土改斗争中都曾经出现过的“富农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根本上还是地方干部和地下党人员的家庭出身、较高学历和成分所决定的。换言之，他们显然相信，所谓“地方主义”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一个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问题。由上可知，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了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由前所述可知，此种体制的建构是以地方干部的权益及其地方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注重于中央权力的中共中央很长时间显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恰恰相反，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及其经验，它在最初建政过程中，几乎不能不把所有不合乎中央意志与期待的行为，与阶级间的冲突与斗争联系起来。这种思维惯性及其由此造成的全面依靠外来干部的干部政策，显然是造成反“地方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原因。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7
  表面上，1952年在广东发生的这场名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波，是因叶剑英、方方等在主持土改工作的过程中，强调广东特殊，坚持在土改中对华侨要取温和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满所致。实际上，毛真正不满的是，方方等土生土长的地方领导人，及其所依靠的本地土生土长的各级干部，以广东特殊为借口，反对在广东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不仅会严重妨碍中央意志在广东的贯彻，而且会使广东的农民无法像全国其他省区的农民那样，彻底从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死心塌地地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7
  把阶级这把达摩克利斯宝剑高悬在党员干部的头顶上，说到底就是要强化全党对中央的忠诚度，因为只有中央才是最懂阶级问题和最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在中共普遍的军事化传统及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极度强化中共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长官意志。在这种体制下，对阶级忠诚与否决定着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而对阶级的忠诚，只能通过对党的忠诚来体现，对党的忠诚，又需要通过对上级的服从来表现。结果就是，上级对下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对上级却碍于民主必须服从集中，下级必须服从于上级，不仅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必须加倍地去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身为本地干部的周克就回忆过建国初期中共干部关系存在中的这种现象。他写道：因为自视是南下干部，因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的马天水对本地干部一向声色俱厉。而因为曾长期在延安工作，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下级更是极其霸道。在下级的工作汇报时总是随意打断，总是疾言厉色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将军”式的拷问，还“不许回嘴”、“不准解释”。就是对排名仅在其后的其他书记，包括对马天水，也照样经常不给好脸，甚至会当面责骂。“不许回嘴”、“不准解释”，稍有不满，即可能招致政治上的种种刁难与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渐渐开始成为当时中共干部体制内上下级关系的一种常态了。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6
  但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里所说的本地干部，更多的还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外出革命，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和训练的本地干部，并非是指新占领区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如果没有这样的本地干部，就必须要大量引人北方根据地的经过考验和训练的基层干部。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6
  如果注意到南方和西北多数省市任用的多是军事干部，且是苏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多用的是党政干部，且是白区干部，两部分干部不仅有苏区、白区之分野，在文化程度上还相差甚多。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了解，这种分别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当中造成某些隔阂与矛盾。这种隔阂与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级干部的任用问题上面。这是因为，与过去农村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绝大多数部委带有很强的专业性质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因联合政府的关系，一些重要部委的负责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员中有相当数量文化知识程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央部委负责干部的任用难免也要考虑到文化水平的问题。何况中央主管干部难免会找自己熟悉和用起来顺手的干部来负责手下的部门，结果，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部委，包括组织部和财经委员会等机构的负责人当中，除了李维汉、谢觉哉、滕代远、李富春、王诤等少数人因长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对较好，或过去就有相当的专业工作经历，故得以分任中央统战部、内政部、铁道部、重工业部、邮电部的部长、副部长外，其他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这里面彭真、安子文掌握着组织人事大权，彭还因得毛、刘重视，不仅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他同时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安子文则被任命为彭真的副手，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任政务院人事部部长。薄一波被赋予了财经大权，身兼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
• 算来一梦浮生

  2024-02-16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事实上，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
• 墙外行人

  2023-10-21
  1958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成是“三面红旗”。超越常规的“大跃进”，本质上是一个反科学和反常识的过程，势必受到科学和常识的质疑与拷问。因此，对于发动者来说，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便成为必须突破的“障碍”。如果说“反右”已经从政治上将知识分子归入另类，那么，“大跃进”则要从业务和技术上矮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破除迷信”、“打破旧的规章制度”，作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实际上成了破除科学、蔑视专家的流行观念。毛泽东别解历史上有成就的青年的事例，由此断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反智运动。
• 百器徒然

  2021-08-05
  沈：在恩师张景钺教授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青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 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沈善炯（1917年～），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
• 百器徒然

  2021-07-22
  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0年饶漱石抗拒毛泽东的提议，阻挠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在各大区担任书记的地方领导人同样有可能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同时，鉴于建国以来，中央机构设置，刘少奇掌管了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统管了外事、统战和经济工作，党中央最高领导中枢“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门可罗雀”的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如改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和成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邓小平、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刘主管的财经委员会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赵之说法，不无道理。就砍“山头”一点而言，大行政区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利切割，便利于各大区之间在利益上相互依托，进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在1953年的“高饶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来。高岗和饶漱石当时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很快利用其所占两大“地方诸侯”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四处串联。高岗以“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为由，强调“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联络各大区“诸侯”，试图扳倒身为“白区斗争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此举虽因多数领导人反...
• 百器徒然

  2021-07-22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事实上，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
• 百器徒然

  2021-07-22
  如果注意到南方和西北多数省市任用的多是军事干部，且是苏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多用的是党政干部，且是白区干部，两部分干部不仅有苏区、白区之分野，在文化程度上还相差甚多。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了解，这种分别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当中造成某些隔阂与矛盾。这种隔阂与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级干部的任用问题上面。这是因为，与过去农村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绝大多数部委带有很强的专业性质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因联合政府的关系，一些重要部委的负责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员中有相当数量文化知识程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央部委负责干部的任用难免也要考虑到文化水平的问题。何况中央主管干部难免会找自己熟悉和用起来顺手的干部来负责手下的部门，结果，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部委，包括组织部和财经委员会等机构的负责人当中，除了李维汉、谢觉哉、滕代远、李富春、王诤等少数人因长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对较好，或过去就有相当的专业工作经历，故得以分任中央统战部、内政部、铁道部、重工业部、邮电部的部长、副部长外，其他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这里面彭真、安子文掌握着组织人事大权，彭还因得毛、刘重视，不仅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他同时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安子文则被任命为彭真的副手，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任政务院人事部部长。薄一波被赋予了财经大权，身兼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等多项财经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