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行舟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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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想2012-04-21我真诚地相信在我电影里的画面也是你们每个人的画面。它以某种方式深藏在你的潜意识中，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们蛰伏着，就像是睡着了的朋友。观看电影时它们被唤醒了，就像是我在向你介绍一个素未谋面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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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子里的潜水蝶2021-04-18（文学呢？） 当我在黑暗中穿行时，能有某几位诗人相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有那么一些德国文学作品，都是让我高山仰止的，例如毕希纳的《沃伊采克》、克菜斯特的短篇小说、荷尔德林的诗歌——荷尔德林对语言的外部界限做了探索。从波尔多到斯图加特徒步旅行过后，他发疯了，人生后三十五年都被关在塔楼里。他对语言的理解，已达到了毁灭自我的程度，而他试图以诗歌来抵御内心崩溃的做法，也深深触动了我。阅读荷尔德林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哈勃望远镜，正在探索宇宙的深处。此外还有约翰·克里斯蒂安・金特 (Johann Christian Gunthe)、安德雷亚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弗里德里希・施皮(Friedrich Spee)和安格鲁斯·席勒休斯(Angelus Silesius)这些巴洛克时代的诗人，对我来说也都意义重大。我还欣赏彼得·汉德克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一一虽说他俩都是奥地利人；此外还有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相比任何一位德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我宁可去读马丁・路德一五四五年翻译的那版《圣经》。还有约瑟夫・康拉德的短篇小说，或是海明威早年写的那四十九个短篇一一尤其是《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又有谁能读完后不觉得铭心刻骨的呢？第一位真正的现代英语作家是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尤其是他那本了不起的《多情客游记》(Sentimental Journey)，但我也要推荐一下《项狄传》(Tristram Shandy)，那真是一本彻头彻尾都很现代的小说。其叙事带有各种奇妙的跳跃、矛盾和夸张，在二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新鲜。如果我被困在荒岛上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全部二十卷《牛津英语词典》来给我做伴。那是人类智慧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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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呀麦呀麦大娘2020-08-01人类的狂妄自大总是让我深深着迷。人类总是试图在自然的环境中大兴土木，这种野心已经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看看那些建筑的样式，那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便都是最好的证明。它们已经危险地触及了禁忌。在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多罗麦特山上，耸立着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瓦伊昂大坝，其高度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多米，当初落成的时候，是全欧洲最大的水坝。由它构成的湖区，四面八方都是陡坡，所以想当初就有少数一些持不同观点的地质学家，预言那会造成一场大灾难。一九六三年，那里发生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滑坡。灾变的那一刻，一块体积将近两千八百万立方的岩石，以惊人的速度冲入湖中，制造出的浪高几乎达到二百四十多米。这种类似于海啸的冲击，令周围数个村庄惨遭蹂躏，近两千人丧生。大坝本身倒是安然无恙，它底部的墙体厚达二十七米，用的都是最优质的钢材和混凝土，估计再过五十万年也还是岿然不动。人类自己造的専，结果反而寿命比人类自己都要长久，瓦伊昂大坝便属此类愚蠢行径之一。至于那些环保主义者，他们的基本分析并没问题，可一旦那些喜欢抱树的环保狂也参与进来，整件事就朝着负面发展了。他们盲目地只知道关注树蛙、熊猫和色拉菜叶的福祉，却不知道就在我们坐而论道的这会儿很可能就有一门人类的语言渐渐消亡了。对于人类文化来说，这是不可逆特的损失，而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生着，绝对不容忽视。语言的消亡让入不胜。想象一下当最后一个说意大利语的人消失之时，但丁和维吉尔也都随他而逝了。或是如果俄语再也不存在了，我们也就彻底失去了托尔斯泰与帕斯捷尔纳克。人类现在所说的语言中，百年之内，可能会有会逐消亡。在道德层面和文化层面上，这都是迫在用、待解决的新问题，不幸的是，人类至今都尚未能将其纳人共同的考量之中。在澳大利亚，两百年之前，还存在着六百种不同的语言，如今剩下的还不到其分之一。拍《绿蚂蚁做梦的地方》时，我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澳洲土著，上在南部奥古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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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呀麦呀麦大娘2020-08-01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彼特拉克（Pertrarch）登山的那一刻，看作是事情最初开始出错的那一刻。那时候，他成了历史上为登山而登山的第一人，犯下了一宗“罪行”。在他用拉丁文写的信里，彼特拉克谈到他内心体验到的某种战栗；那可能是一种不祥的预感，预感到随之兴起的大众旅游，无需多久就会把山峦的庄严肃穆悉数剥离。在他之前，在我们没法具体界定确切时间的史前时代，人类也曾犯下过一桩重罪：饲养人类历史上第一头猪。回到旧石器时代，只有依靠狩猎和采集来生活的原始人。随后开始有人养狗；那有助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漂泊不定的猎人来说，狗可以作为旅件。养马也是同样道理，它是运输的工具。但是，新石器时代出现的人类饲养的第一头猪，那却是不折不扣的原罪一桩。正是农业的出现，带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并且最终导致了城市的出现，令人类变得久坐不动。我们所有的问题，追根溯源，全都在这上头。如今再想让时光倒流为时已晚。请勿抱有幻想。尝试制服这个星球的同时，也请自担风险。人类是不可持续的。三叶虫和菊石也都在存在数亿年之后，从这星球上消失了。再往后，恐龙也难逃灭绝的命运。宇宙并未对人类网开一面，我们最终也都会彻底消失；但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相比我们，螃蟹、海胆和海绵的生存几率更高；它们都已在地球上存在了几百万年，未来或许还有几百万年的生命。作为陆地生物，我们要比蟑螂更脆弱。一直以来，大自然都对人类的存在拥有控制权。我们最终会毁灭在微生物手里。曾有人问马丁・路德，如果今天就是世界末日，他会怎么做。路德给出的答案，泰然自若地叫人惊叹。“我会种一棵苹果树。”他说。而我呢，我会拍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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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呀麦呀麦大娘2020-08-01我们那次合作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人类依赖科技，最终也会成为科技的第一位受害者。在我俩看来，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的科学技术还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可能性，而是因为科技的存在我们未来将会失去的诸种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对科技的掌握，而且再也无法将它重新抓回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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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08-28悲情（pathos）早就存在着，一直都有，但米开朗琪罗是将它真正表现出来的第一人。从此之后，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终于能够达到那种深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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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08-28有些画面就是这样，配上某些特定的音乐，画面本身会变得更清晰易懂。这并不是说画面本身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它们的内在性质，会因此被暴露出来，于是我们能以崭新的视角来看这些画面。画面与音乐的结合，完全就看你的直觉。关键在于，我的电影里根本就不存在背景音乐这种东西。音乐始终都是作为整体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存在着的。音乐在电影中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真正把这件事给弄清楚了的导演，其实还真没几位。我一下子能想到的有三人，在运用音乐方面，他们都称得上思路特别清晰：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和塔维亚尼（Taviani）兄弟。我要向他们脱帽致敬。塔维亚尼的《我父我主》（Padre Padrone）里，音乐突然就响起，逐步升级，直至整片风景都显露出哀悼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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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08-28沙漠景观的各种异象（vision），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不管我原本有什么构思，在它面前都只会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我索性抛开原本设想的故事，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只管拍摄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我不再提出任何问题；只管顺其自然。那一刻，我看见周遭事物后的反应，就像是十八个月大的新生儿，第一次探索外部世界。那电影的感觉，就像是清晨时分，半梦半醒之际，在你脑海中闪过的一连串疯狂、难以驾驭的念头。那些想法和画面，几乎都没什么条理，但却都是你身上的一部分，和你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那就像是刚从宿醉中醒来，在那一刻，你体会到了某种最纯真的透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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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08-28一直以来，我都更喜欢在镜头与演员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太过贴近别人的脸，那是一种侵扰，不管镜头要拍摄的对象是谁，那几乎都算是某种人身侵犯。内心戏的巅峰，并不一定非得靠特定镜头来呈现，所以我电影里的特定不怎么多，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用广角，因为我希望观众能知道剧中人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实际空间之中。《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里那些情绪化的时刻——比如乔纳森和妻子告别的那场戏——我都从背后来拍演员，你根本就看不到他们的脸。我从来就不想看演员抽泣，我想看到的是观众在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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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as2019-07-15在米开朗琪罗之前，所有雕刻家都只把自己看作石匠，没人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有一次，佛罗伦萨下了大雪，美第奇家族中某位极其愚蠢的成员要求米开朗琪罗在他们别墅的院子里堆个雪人出来。米开朗琪罗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走到室外，完成了任务。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百无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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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号航星2017-11-27好莱坞有太多的繁文缛节和高低贵贱，独立的意思就是指不受那些东西的束缚。我一直觉得真正的独立是一种精神状态，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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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想2012-04-21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个侏儒。他就像是每个人的小我，每个人浓缩了的本质，在我们的体内尖叫着想出来，他最能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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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10-03每个镜头拍完，照理我们都要录一分钟的环境声。不同的内景和外景，都有它自己的氛围，哪怕都是寂静无声，其实也静得各有不同。为了剪辑时能够接戏，每个镜头拍完后继续录一段声音，会大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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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10-03我一直不赞成投票表决那种数字上的民主，所以我看了看那些反对布鲁诺的人，然后又转身朝向施密特·赖特怀恩宣布：“投票表决我们已经赢了。”那就像是中世纪的时候，有人提议对修道院里的生活做出某些革新或改革，大部分修道士都出于冷漠，反对提议，只有两人充满热情，因为他们知道，要想推进他们的事业，只有做出这些改变才行。他俩的意愿是如此强烈，于是直接宣布自己就是“多数”，赢下了投票表决。意愿更强的人赢得了战斗，而不是看谁人多。“就是布鲁诺了。”我向屋里每个人宣布，同时也希望台里管事的那位，明确表示他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他先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我继续留在船上。”这人的名字是威利·赛格勒（Willi Segler），我喜欢他的忠诚。对我来说，那一刻真是太美妙了。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也得站稳了，寸土不让。在这之后，我们几乎毫无停顿，立刻便投入了影片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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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2019-10-03只要你拍电影，你就一定得是个运动员，区别只在于程度高下。电影并非出自抽象的学术思考，电影来自膝盖和大腿，来自时刻准备着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拍过电影的人都懂这道理。我一直都很看重自身与工具之间那种肉体上的联系。从在现场操作摄影机，一直到把我电影的胶片——每盒胶片可能都要重达二十公斤——从车上拿下来，搬进放映间。感受一下这样的重量，这种实打实的感觉，然后再卸下这份重担。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彻底放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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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狗兔2020-06-22如果我想要钻研什么问题，我从来不会想到要去报名听什么课；我会自己找书来看，或是直接物色专家人选，找他当面对话。所有你在学校时被强迫去学的东西，都会很快被遗忘，反而是那些自发地去学习一为了减轻饥渴感一一的东西，一辈子都会牢记，而且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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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众文化2018-12-13几乎所有的电影人，都在讲述关于落难之人的故事。这些人遇上了麻烦，拼命想解决难题。他们受尽羞辱，被种种焦虑与困惑的心情反复折磨。他们的人生宛若浮云，整个世界都与其为敌。他们不得不与各种对手交战。这样的局外人、叛逆者，从人类最早学会讲故事起， 便是故事中戏剧性的固定套路。但赫尔佐格的那些主人公—他们全都是极端分子—却是有着特殊信仰的一群人。阿莫斯·沃格尔称他们是一群存在于电影中的神圣的傻瓜，这种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乎（赫尔佐格之所以会被这种人吸引，也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们更有可能抵达通往更深层的真相的各种源头。相比我们，这种人会更接近那些源头，尽管他们并不一定全都具有抵达这些源头的能力。”西格伯特·萨洛蒙·波拉厄（Siegbert Salomon Prawer）在他那本关于《诺斯费拉图：夜晚的幽灵》（Nosferatu: Phantom of the Night）的专著里，提出过这样一种说法：在赫尔佐格的电影世界里，普遍存在着这么两类人：“一种是局外人，他们所处的社会，永远都不会给予他们家的感觉，甚至到头了还要毁了他们；另一种则是叛逆者，他们借助暴力手段，想要获得生活拒绝给予他们的东西，结果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类似这样的个体，在赫尔佐格的纪录片和故事片里，数量多、样式杂，而且呈现出来的时候，始终带着同理心与同情心。这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些人物都以某种方式反映着其创造者内心最深处的热情。所以，当赫尔佐格自己出现在银幕上时，他所给出的那些回应和互动，从来都不会让人觉得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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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众文化2018-12-13最一开始，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勉强糊口。像样的财产我也没几件，主要还都是干活要用到的工具：一架阿莱弗莱克斯摄影机、一辆汽车、一台打字机、一套剪辑平台，还有一台Nagra录音机。我在物质上的需求一直都很有限。只要能有片瓦遮身，能有书读，能不挨饿，那就很好了。我只有一双鞋，一件西装；一本书看完之后，我就传给其他朋友。我其实就是个山里来的人，对于外物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同一辆车，我开了近二十年。到后来，车窗都得用手摇，每扇车门都得分别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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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众文化2018-12-15走着走着，我看到前面有条狐狸尾巴，它在步行道转弯的地方消失了。但是，那条尾巴消失的方式让我觉得，它并不是要躲我。我加快了步子，却又走得非常小声。过了转角，我忽然发现，它就在我面前站着，背朝着我。狐狸把身子转了半圈，那一刻，我觉得它得有一条德国牧羊犬那么大。它紧紧盯着我看，看得出来，它也非常吃惊，以至于都没能立即拔腿便走，动作才只做出一半，就那么定住了，一动不动。它似乎是在倾听，听它自个儿已停下了的心跳声，有没有再重新响起来。随后，一个敏捷的转身，它又动了。狐狸穿过树林，沿着陡峭的下坡路跑掉了。一直过了好一阵子，我还能听见山坡底下传来的噼啪响声。那是它因为害怕而踩断了的小树枝的断裂声。再过了一会儿，德国又重新找回了大自然的和平。但是，基本上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和平，说穿了，那不过就是赤裸裸的冷漠罢了。我在山谷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女孩，那是一辆塑料做的自行车，都已经没法走直线了。女孩给所有东西都起了新名字。例如晚上做的梦，她管它们叫“枕头里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