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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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捐。这些人都是雷震的旧雨新知，“他们对于《自由中国》的成长，都是功德无量的”。雷震本人则为《自由中国》，“卖掉了台北市区金山街的房子，卖掉原来用的吉普车，然后迁居木栅乡下每天从公车进出”，这些只有他的老朋友才知道。　　美国半官方性质的“自由亚洲协会”于1952年底与《自由中国》签订长期订阅合同，每月一千本，1954年起增为一千五百本，至1959年6月合同期满止。这个组织总部在美国旧金山，分会遍设亚洲各国。开始时，王世杰、胡适等人听闻“亚洲协会”欲在香港培植“第三势力”，担心引起当局之不满，建议雷震不要轻易接触。后经王世杰之子王纪五在美国协助调查，加上雷震本人向左舜生直接咨询，证实并无此事，“所以才大胆的正面与之接触”，雷震为此事特致函胡适，“‘自由亚洲协会’帮忙第三势力之说，雪艇先生(王世杰)以为尚有疑问。查《自由阵线》的经费，乃美国中央情报局所拨，每月在一万美金以上，其取得已在该会成立之前，《中国之声》并未领到什么经费，故谓该协会为援助第三势力，并没有什么根据。董时进只是发表他个人的意见罢了。因此，‘自由亚洲协会’方面仍可进行，雪艇先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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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1987年8月11日，马之骕与杭立武有过一次录音谈话，杭立武回忆说：“那个时候由‘教育部’补助的有两个杂志，一个是《自由中国》，一个是《反攻》。按月由‘教育部’补助他们三百美金，为什么给美金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币制常常波动，而且变动得太快，恰好‘教育部’当时存有相当数目的美金，所以我就指定每个杂志一个月，给三百美金的补助费。不少了！一年就是三千六百美金嘛。”1949年，美金与新台币兑换率为一比五，三百美金折合一千五百元。吴国桢作为雷震的好友，自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之后，从1951年3月至1953年春，由省财政厅每年资助新台币二万元，这是无条件的支持，没有丝毫介入办杂志的意图。其时，王聿修已离开《自由中国》社去了香港，崔书琴自担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也离开了杂志社，没有人对此再提出什么异议。　　来自国民党各方资助至1953年春天已完全结束。自《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第一次与情治部门发生言论冲突，《自由中国》与执政当局的关系由“蜜月期”进入“磨擦期”，及至“破裂”，进而为彼此间的“对抗”，官方舆论大肆攻讦，军方也立即停止对《自由中国》的订阅，不再列入“劳军刊物”。至此，《自由中国》与官方已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成了一本自主经营的民间政论刊物。失去了官方的资助，主要依靠雷震利用私人关系四处寻求赞助，以维持杂志正常运转，其中以旅日华侨张子良开办的民营侨丰实业公司支持最多，每月赞助新台币三千元(从1953年12月起减为二千元)。其他热心者，如吴铁城、柯俊智等人负责向菲律宾华侨进行募捐；陆根泉、刘梧桐、吴开先等人负责向香港工商界进行募捐；杨管北等人负责向台湾工商界进行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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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自由中国》在创办期间，确实得到过国民党高层鼓励和资助。尽管早期有关人士表示拒绝台湾省政府的资助，依靠“教育部”每月提供的三百美金，最终还是运转了起来。《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在赠送军队的同时，开始拥有军方的订户，孙立人时任台湾省防卫司令，在回复雷震的信中说：“《自由中国》刊物内容丰富，立论精辟，在今日宣传斗争中，为有力之利器，重承雅嘱，自应力为推荐，刻正统筹通饬所属单位认订，以便官兵阅读……”此时正是雷震及《自由中国》与当局的“蜜月期”，1951年，陶希圣任国民党改造会第四组组长，每月拨出一千五百元新台币以作为邮寄费，后因《自由中国》与当局发生言论冲突，接任者自1952年即停止了接济。而来自“教育部”的经费，自陈诚1950年担任“行政院长”，由程天放接替杭立武为“教育部长”，陈诚以“军事优先”为由决定停止了补助，经雷震多次交涉，仅一次性提供补助新台币一万元；而且，陈诚对杭立武还颇有意见，认为“不应以五万元之经费办几个刊物”，主要指《自由中国》和《反攻》杂志的经费，雷震在给王世杰之子王纪五(时在美国)一封信中说“当道之小气，于此更可见了”。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底，“教育部”补助经费总共在新台币三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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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杂志社借用雷震私宅的“外客厅”作为编务场所，有读者投稿，雷震顺手就拿到自己的书房里拆开看了。副总编王聿修对此不以为然，当面提出过异议。王聿修是编委中最先一位辞职的人，他在向雷震和编委会请辞时，再三说明完全是应香港方面朋友之邀前去主编《前途》杂志，盛情难却，才提出辞呈的。马之骕却认为“这看起来是因缘巧合，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也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在《自由中国》出刊近十一年中，编委的进出与离合，并没有影响刊物的正常出版。《自由中国》创刊一年后，编委张佛泉应台中东海大学之聘出任文学院院长，就任前请马之骕在他的泰顺街寓所便餐，他对马经理这样说：“在筹备期间，我们对雷先生都有戒心，现在证明他是一心一意地要把《自由中国》办好，我去台中后就不能来开会了，你外边儿的事，可否少兼一点儿，尽量把《自由中国》办好，这样发展下去，正好是推广咱们在北平所提倡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假如胡先生能回来，那就更好了……”　　台湾学者钱永祥审视当年《自由中国》社编委会那一批人的政治倾向，认为他们是体制内的自由主义者，“如果说他们是由胡适思想的脉络下来的话，我觉得，他们与中国其他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张东荪、《观察》的储安平等，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不属于中国四十年代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那批‘民主人士’的那条路线，而是与国民党比较贴近、甚至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一些胡适的影响和关系。在1950年代，是由他们奠定了台湾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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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自由中国》创刊初期，编委会共有十六人，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在大方向上基本一致，但还是呈现出多元的态势。编委许冠三回忆：“事实上，我们的顾虑并非多余。不管大家如何争辩，若干批评政府的文稿，不是给改成温吞水，就是整篇见不了天。当争到无词以对时，他(指雷震)总是与毛子水劝我们年轻人莫动火气，须以大局为重。他从不大声说话，只是慢慢地跟大家磨，更不发脾气，几个月下来，我们终于明白，他那‘各党各派之友’的绰号得来绝非偶然……”聂华苓也说：“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我们‘少壮派’是站在殷海光一边的。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震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是兄弟不争气，他是恨铁不成钢！”　　以马之骕的观察，当时编委们大致可分成三种思想路线，“第一是由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为首的‘三民主义’的思路；第三是所谓少壮派的‘唯我主义’的思路”。其中以“少壮派”最为壮怀激烈，他们认定国民党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贪污、腐化、独裁的结果。夏道平、戴杜衡冷静明智，常在“稳健派”与“少壮派”之间充当调和人，编委之间确实存在过一些矛盾，再加上雷震一度对编辑职权和制度考虑不周，也引起过一些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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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从这一天起，至1960年9月1日发行最后一期，《自由中国》共出刊二百六十期，前后存活了十年九个月又十天，横跨上世纪整整一个50年代，最后一期，由于雷震等人遭拘捕，未能发行。　　《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办初期，一切从简。分设编辑、发行两个部门，另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按当时法律规定，发行人负责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并作为法定代表人，负有相关法律责任。《自由中国》社第一任发行人为胡适，此时仍在美国，有关发行人责任问题，均由雷震一人代表。雷震身为社长，系杂志社的权力主体。编辑委员会有若干人，定期开会讨论内外时局问题，督促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改革，并确定其言论方针。编辑部设总编辑一人，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李中直为执行编辑，聂华苓任行政编辑(稍后任文艺编辑)，发行部经理承社长之命办理总务、发行等业务，经理为马之骕。　　不过，在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崔书琴等人看来，“雷震是国民党里的强人，也是政治核心人物，所以对雷震存有戒心，惟恐受政治人物的利用，要划清界限，于是私下计议确定一原则，就是《自由中国》刊物，如果能办成功，一定请胡适先生做发行人。……否则就不参加”。实际上，这也是雷震本人的意思。在这之前，王世杰、雷震等人去奉化找蒋介石，说好就是“请胡适先生出面领导”，不知为什么，这些人对雷震仍存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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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10月19日，雷震从厦门返回台北，再次接手这项工作，《自由中国》半月刊进入名副其实的第三筹办阶段。10月26日，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王聿修、张佛泉等人聚餐时商议，预定先出两期，预算为五千新台币，“教育部”三千、“空军总司令部”一千，剩余一千由雷震负责筹措。11月14日上午，雷震拜访陈纪滢、梁实秋二人，请他们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撰稿；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号正式出版，从策划、组稿、清样、印刷乃至出版，前后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可见雷震的办事效率。“下午竟有人上门定购或购买，闻有一家书店，十本立刻销售，可见对外声誉之隆。其原因当归发行人(指胡适)之大名也。”　　“创刊号”上刊有胡适、傅斯年、雷震、殷海光等人的文章。对于出版“自由中国丛书”等事宜，《给读者的报告》这样说：　　本刊已筹备有五六个月了，本打算出日报，但因种种困难，未能实现，后来改变计划，一方面刊行“自由中国丛书”，一方面在各地报纸同时刊登时论、专论。已出版的丛书有五种：(一)胡适先生的《我们应选择我们的方向》，(二)陈独秀先生的遗著《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三)崔书琴先生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四)章丙炎先生的《共产党如何治理平津》，(五)王静远先生的《南奔记》，以后当续有出版，以馨读者；在各地报纸所刊出的专论亦已有《失望与鼓励——评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美国如何准备击败苏联》，《苏联怎样统治铁幕后的国家》等若干篇。最近的计划是出版一种定期刊物——《自由中国》，现在已与读者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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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人物大都与胡适有密切关系，如他的学生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等人，都是北京大学教授，王聿修是华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属于胡适民主理念中的“自由学人”。王聿修等人对这份刊物究竟在哪里办(原定于上海，后又想在香港)以及参与者资格问题意见不一，再加上经费毫无着落而陷入了僵局。　　6月18日晚，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长陈雪屏约餐，参加者有雷震、毛子水、张佛泉、崔书琴、王聿修等人，再次讨论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否接受省府津贴”问题。崔书琴表示不赞成，“认为省府可自办，我们的刊物应在香港举办，张佛泉之意见亦大致相同；毛子水赞成，只要我们独立举办，不受省府之干涉，因筹款不易，接受省府辅助，可使刊物早日问世……”雷震内心是赞成接受台湾省府资助的，以他此时的身份、办刊出发点以及个人周边关系，没有拒绝的理由。两个月后，雷震即赴厦门协助汤恩伯军事防卫，无力过问此事。第二阶段筹备工作无果而终，王聿修等人虽有一番民主事业的改革之心，却因没钱而“心余力绌”，这是《自由中国》社发行部经理马之骕的一个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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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今天毫无影响北方人心的作用，为要表示办理刊物的目的，故用《自由中国》这个名字……”以雷震的当时的身份和地位，确实可以筹措到办刊的部分资金。一方面，他与银行界关系素来不错，兼任中央银行监事一职；另一方面，相信蒋介石会给予一定支持。自雷震从溪口回到上海之后，开始筹措创刊资金，第一位筹款对象就是老友汤恩伯。1949年4月11日，宋英陪雷震去汤恩伯处，对汤说明来意，希望立即予以支持，“俾可即时工作”。未料，汤却一反常态，称警备司令总部根本没有什么钱，即使向外筹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并责怪雷震向他来筹款，是“以其有钱，似以军阀待之”。雷震“闻此语至为愤慨”。实际上，在这之前，他早已对汤恩伯说过此事，并非突然“袭击”。而根据当时众人拟定的筹款方案，由王世杰向陈诚筹款，由杭立武向胡宗南筹款，由雷震向汤恩伯筹款。雷震对汤说：“我们认为你们是我们的至友，而此工作又为救中国，救中华民族之工作，故请你筹款，绝非认为你们有钱，不应有此误会。”雷震坚持让汤恩伯筹措五千美金，并于三日内交款。宋英很不客气地教训了汤恩伯一顿，“恩伯连连认错，当即下条拨吉普车一辆予《自由中国》社”。　　第二阶段从1949年4月至8月止。大陆局势吃紧之后，不少知识分子先后流亡港澳，也有不少人到了台湾。这些人莫不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自诩，接过了胡适等人在上海倡议办刊的号召。这一阶段《自由中国》筹办工作就由这些人在操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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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筹办《自由中国》半月刊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9年3月底，雷震与许孝炎、傅斯年、俞大维、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在上海聚会，设想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大同盟。之后，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动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或日报事项，这是《自由中国》创办的第一阶段，雷震回忆道：　　胡适之先生看到南京住不下去，亦于一月二十二日晨到沪，住八仙桥上海银行里，他和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是老朋友故也。我和王世杰住在上海贝当路十四号章剑慧先生家里，时杭立武先生亦在沪，不久由胡先生推荐就任教育部长了。我们经常见面，对于时局应该如何来尽国民一分子之力量来图挽救，因为中国还有半壁江山存在也。我们集谈结果，主张办个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之挽救人心……以《自由中国》为报刊的名字，亦系胡适命名，盖仿照当年法国戴高乐之《自由法国》也。我主张办日报，因为在影响“沦陷区”人心上，定期刊物已经时间来不及了。胡适倒是主张办定期刊物，为周刊之类，他说：“凡是宣传一种主张者，以定期刊物为佳，读者可以保存，不似报纸一看过就丢了。”结果，由我决定如何进行，我决定筹措十万美金在上海办日报。　　雷震与杭立武、胡适谈话之前，曾拟过刊物的八个名字，如《自由论坛》、《北辰》等，“胡适一概不予采用，谓这些名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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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9
  上海、厦门之战后，雷震的心情十分低落。1949年10月22日，雷震回到台北第二天，即与时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商谈筹办《自由中国》具体事宜。杭立武是最早在上海发起创办此刊的主要人物之一。由于资金尚未完全落实，杭立武允诺将分担其部分经费，每月支付二百美金。10月23日，杭立武从台北前往香港，转机再往重庆，雷震等人到机场送行。雷震觉得办刊经费仍不够，要求再追加至三百美金，杭立武一口答应，嘱咐办公室人员胡秉正按月付给。直至这时，雷震才真正介入《自由中国》的创办工作。在此之前，这一年春天，雷震在上海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商议此事之后，就一直忙于协防上海、厦门军务，以及应付党内各种大小会议和琐事，无暇推动创办的实际进程。这一时期，主要是由前华北大学教授王聿修负责此事。书生办刊往往意见不合，又因一时无法筹到应有的经费，这件事在雷震正式接手之前实际上已告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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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14
  雷震又联系“尚德印刷厂”，只印了一期，“尚德”老板李文显同样以书面形式通知《自由中国》社，声明今后绝不敢再印了。无奈之下，雷震只好打破情面，给“行政院”新闻局局长沈锜写信，“精华印书馆因受外界压迫，拒绝继续承印，业将经过详情，肃函奉闻。嗣本社即于二月二十一日与长安西路八十号之尚德印刷厂商订承印合约，该厂并已接受本社之订金三千元，但该厂在订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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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14
  数日后，忽提出‘如厂方受到外力干扰，即不便代印’之口头声明，随复通知本社，竟欲即时取消合同，当经本社再三与其交涉，始允只代印一期，以后不再承印，并以书面送达本社”，所谓“外力干扰”显然是指情治部门的不断干扰。沈锜派该局龚弘前往“精华”和“尚德”调查此事，陈太山不敢讲实情，只说《自由中国》印数从原来七千份增至一万余份，时间急迫，毫无宽缓余地，而以合同规定，迟半日出版，罚印刷费百分之二十，长此以往，难于配合，只好向该刊提出书面解除合同之要求，并无受到外力之压迫；李文显也不敢说实话，称从未提出过“如厂方受到外力干扰，即不便代印”之口头声明，该刊发行数超过合同基本数甚巨，本厂不能继续承印，完全是印刷上难以配合之故，全无受外力干扰之事项。沈锜当然知道调查会是这个结果，又不能不派人去，否则无法给雷震一个交代。
• 三斤

  2013-06-27
  雷震长期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加上母亲惨死在日军的炮火之中，从内心根本无法接受与日本人的任何接触，他在1935年就指出：“日本所要求的亲善......”
• 三斤

  2013-06-25
  ＂我在参政会工作十余年，除了一点国难薪和配给外未领一文特别费＂
• 路比MP

  2014-01-21
  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学校军国主义化”教育，采取各种手段取缔当时的“左倾思想”。所谓“左倾思想”，指的是“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权”等基本政治诉求。······因为陇川教授具有所谓的“左倾思想”，成为日本政府打压的对象。教育部长鸠山听命于军方的指示，将陇川教授赶出了京都帝大。法学部全体教授同情陇川教授遭受无端迫害提出集体辞呈，试图迫使政府收回成命。然而，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不愿纠正这一错误决定，最终导致法学部森口繁治，佐佐木惚一，宫本英雄，莫川博，田村德治，恒藤恭等教授愤然离教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