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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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71949年,在沙勒罗瓦,流浪儿童问题被提上了第二次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会议的议程。这是人们首次将流浪儿童帮派及其犯罪问题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和教育评价标准进行分析,但大家没能在如何帮助他们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一些专门研究青少年犯罪和适应不良问题的专家开始对小孩共和国模式发起真正的反抗。他们对“小孩共和国”的一些行为表示怀疑,如将“自治”简化为角色扮演的游戏、在建造奢华设施上不计成本、要求年轻人学习(法官、市长、银行家的)责任等,而这与后来要求孩子们承担的社会角色(工人、工匠)是脱节的。连初期支持这种模式的人都加入了批评的行列。此外,战争受难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不少儿童团体都被闲置。这些机构是直接关闭,还是接收当下的问题儿童,即那些所谓的“适应不良”的孩子们呢?按照最初定义和模式运营的儿童团体开始走下坡路,逐渐局限为较为传统的乡村儿童之家模式,儿童的参与度越来越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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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所表达的“国际理解”的“咒语”和“老磨坊”所实践的艰苦劳动、集体主义式的政治性构想之间,分歧更加扩大了。然而,尽管有这些不满,新一期的国际儿童夏令营已经在筹划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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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而罗兰向自己在隆格伊—安内尔的朋友们讲述国际夏令营的经历时,虽然将“老磨坊儿童村”叫做“共和国”,但也提到了这里与他们的“小校村”不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公民’,没有‘银行’,没有工资。但是,他们有一个‘工会’,由从孩子们当中选出的7名成员组成,‘工会’管理着其他孩子的生活”。罗兰甚至觉得“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像“独裁统治”——这个词是他权衡过的,他强调了两次这个词。在他看来,不仅孩子们看起来很悲惨,而且:因为这些孩子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他们不出去玩、没有剧院、很少看电影、与外界没有联系。这些孩子们总不能永远待在这里,当他们有一天离开这里,来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是没有练习过的,会对整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感到困惑。他们这种方式并不能作为建设和平世界的榜样,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都像他们一样组成小团体、与世隔绝,那么互相理解就变得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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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在进行评估时,国际小营员们甚至质疑了“小孩共和国”的原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完全没有过像“老磨坊”这种儿童自治的经验。正如这位英国小营员所说的,“小孩共和国”的模式与他自己认可的理念也不相容:我不认可集体主义。我觉得“共和国”的孩子们过的这种公共生活会削减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对所有需要精神活跃的孩子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我相信,对这些孩子来说,“共和国”现在是唯一可以过的生活,但我自己永远无法接受。“共和国”的孩子们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他们看到我们没有热情地拥抱这种生活,自然会觉得受伤,但我不认同他们的集体生活,我认为他们所谓的“共和国”是虚假的,其实完全由成年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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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而且很快,“国际儿童”和“‘共和国’的孩子”之间就出现了隔阂,以至于在夏令营进行的过程中,这两拨孩子们只在用餐时间和晚上唱歌跳舞等活动时间才会见面。夏令营的组织方式本身似乎也加剧了这种分裂。事实上,“老磨坊”的孩子们制定的第一个规定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参与营地工作,例如土方工程和集体任务。但这个安排没有获得支持,反而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你要明白,国际夏令营是为了学习各国风土人情,是为了促进各国孩子互相交流的。因此,‘老磨坊工会’否决了大家一起劳动的计划。国际儿童和‘老磨坊’的孩子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丝火药味,”罗兰这样告诉他在隆格伊—安内尔的伙伴们。于是,大家制订了新计划,一些集体性的日常工作仍然仍在继续,包括运送牛奶、面包和菜肴,准备饭菜,清扫营地,砍柴等,但加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heures creuses),组织如游泳、户外游戏、舞蹈、远足或其他文化活动,在一天结束时举行一场大型集会,安排团体代表进行日常介绍。但同样,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空闲时间”参与工作。根据莫里斯·迪布瓦的说法,“空闲时间”助长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儿童”的某种“消极情绪”,他们不习惯在“共和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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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巴杰还在他的笔记末尾补充说,除了比利时儿童外,来自其他国家的孩子很少有会说法语的,甚至有些孩子并不是来自儿童团体,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做好进入这种生活方式的准备!事实上,许多孩子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国的委员会,以及各种青年组织选出的,因此这些人实际上来自各种学校或机构,只有部分孩子是来自儿童团体的。据莫里斯·迪布瓦称,他们所来的地方“与‘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因此,孩子们之间有着很大的社会差异。重建司的格林斯·琼斯于8月6日对营地进行了为期24小时的访问,她的报告里提到,她在那里发现存在两个对立的群体。参加夏令营的一些孩子实际上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习惯做领导者的角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而“老磨坊”的小孤儿们则总是显得缺乏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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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经验充满希望,但实际上,记录表明,失望很快取代了热情,与夏令营和谐的国际形象相去甚远。从8月2日起,代替疗养中的贝纳德·杰维茨基的重建部门代理负责人埃弗特·巴杰(Evert Barger)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一份说明中指出了几个问题,说明“老磨坊”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加剧了相互之间幻想的破灭。首先,他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年龄差距。“老磨坊”的孩子们在漫画中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在描述国际夏令营的漫画上,第一张画上写着“大日子:来自所有国家的孩子们都来了”,然后另一幅画上补充了一句:“他们真大啊!”还有一张图上说:“这些朋友比我们年纪大得多。”莫里斯·迪布瓦在1949年9月26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陈述:表面上说是“儿童”,实际上来参加活动的是一群青少年,他们平均年龄超过16岁,有些甚至是18—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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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1948年7月在特罗根举行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结束后,在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集结下聚在一起的儿童团体负责人们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儿童村”活动,以建立不同国家儿童之间的合作关系。随后,举办一场“全世界儿童的会议”的想法产生了。人们计划于1949年在一个儿童团体举行夏令营,后来法国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迅速申请接下了这个任务。实际上,正如由教科文组织的泰蕾兹·布罗斯在特罗根会议的总结中所回顾的那样,通过国际理解和合作,让那些遭受过民族、种族恐慌或仇恨的受难儿童们重新建立身心平衡,这也是重建和平未来的方式。既然这些儿童团体都自发为此而努力,此时似乎是时候让不同团体的儿童互相交流了。就像儿童团体的负责人们聚在特罗根一样,孩子们也该有这样相聚的机会。因此,国际儿童夏令营的组织提上了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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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7月10日星期六是本次大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的议程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4点半才结束,劳珀主持了上午和下午两场会议,处理决议、修正案和通过决议。这一天的主题是人道主义政治,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登上舞台,另外,集中围绕“儿童团体”这个词展开讨论,而不再纠结在“儿童村”或是“共和国”之类的词。然后,协调委员会和联盟也成立了。“波兰儿童权利主张全权代表”罗曼·赫拉巴尔(Roman Hrabar)的决议通过了,该决议决定“国际法应包含将以下罪行定为非法的条款:侵犯儿童福祉和幸福,以及危害他国生命血脉等”。会议借此呼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将侵犯儿童福祉和权利的罪行列入国际法的制裁范围。与会者们还提出了“儿童需求”“精神生活”和“心理健康”的观念,同时也提出,有必要确保儿童团体工作人员的职位。里塞尔提议了一项为非国家教育工作者增加的条款,但没有被接受。大家还达成一致,在创建新社区之前优先发展现有社区。但仍有一些问题,如在哪个宗教理念下教育儿童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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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7月9日星期五,科迪尼奥拉继续了这场讨论。对他来说,只有现代教育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但不管具体采用什么方法,都有必要就其一般原则达成一致。他还重申了现代教育的目标:独立判断,创造能力,反思和观察能力,主动性,“个人意识”和自由。教育者可以发出指令,但孩子们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由权利。这和传统教育不同:传统教育是被动的,不能够像通识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那样让个体适应“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科迪尼奥拉认为,不仅要反对传统教育,而且还要反对“冒充现代教育的骗子”,这些“骗子”可能表现为其他科学的、技术的或实用的,甚至专制的理想,成为一种威权主义阵营。他们将旧的教学法藏在“新教育体系”中,有时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会以什么“面貌”出现。埃内斯托·科迪尼奥拉还肯定地说:“历史会告诉我们,这些实践中哪些最能实现共同的教育理想,哪些是最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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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之后的讨论比较了传统教育与新教育或现代教育。普雷奥医生是现代教育的支持者,这种教育要求个人及其利益服从于团体和社会的利益。为此,他仍然赞成对孩子实行约束。对亚当博士来说,“儿童村”显然必须成为现代教育的中心,因为它有充满活力的特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充分发展自我的个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泰蕾兹·布罗斯强调要实行一种使人们能够在社会进步中合作的教育,要给儿童以“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也就是一种“国际理解”。沃什伯恩则认为新教育必须建立在孩子自愿选择活动的基础上,而不该强加,是责任感让儿童与团体、社会和世界联系起来。他说:“个人的福祉和社会的福祉是不可分割的,哪个都不应为另一个牺牲。”玛丽·迈尔霍费尔和唐安东尼奥·里沃尔塔意见一致,迈尔霍费尔认为,特罗根“裴斯泰洛齐儿童村”的首要目标是让人们理解并实现“不同国家儿童之间的理解”的想法,而里沃尔塔也在他的报告结束时表示,“儿童村”的目标是培养“诚实的良好公民,随时准备为祖国和整个世界服务”。这难道不是一种适应欧洲乃至全球意识的慈善家的梦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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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布尔盖说孩子们总是害怕“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个梦”,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心理学家雷伊告诫人们警惕“城堡生活”的人为性。沃什伯恩同意他的观点,安全感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智力发展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在家庭内部实施得到保障。这位美国教育家认为,“儿童村”可以按“小家庭”的形式来组织,每个房子(家庭)都有“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为儿童提供这种安全感。他再一次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说道:“没有什么能取代家庭。”他在报告里写到,“儿童村”就是很多“家庭”的集合,家里有养父母,养育不超过12个孩子。家庭必须是一个“符合儿童志趣”的有吸引力的地方,学校必须“在民主和协作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样的儿童团体组织结构和价值观,可是离“共和国”的理念还差得远呢!霍克斯特还提醒与会者注意过多媒体曝光的危害:但是,如果让公众得知儿童团体取得的良好成果,满怀善意和好奇的游客数量会急剧增加,这样一来,很快就会给团体、儿童和工作人员,甚至邻近的村庄造成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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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霍克斯特又回到了讨论的正题上。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摆脱某些“儿童村”随着自给自足而来的封闭和孤立:“孤立是几个封闭的儿童之家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有必要增加“儿童村”里的孩子们与本国其他儿童接触的机会,而不是将兄弟姐妹分开,还要保持他们与家庭或邻居的联系。他还认为,“儿童村”应该靠近公立学校、儿童诊所,与医生、精神病医生保持密切联系。他主要对“‘儿童村’是一个人为营造出来的环境”这一点提出了疑问,既然教育的目标是使孩子们回归“正常生活”,那么儿童团体应该向家庭模式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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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6居伊·里塞尔作为专家受邀参加会议,他认为,真正的家庭是无法替代的,但是孩子对家的感情可以转移到其他人或其他“客体”身上。罗伯特·普雷奥认为不可能找到能够扮演父母角色的教育者,而且孩子既不应该依附于父母,也不应该依附于老师。在他看来,只有儿童团体的负责人才是孩子们能够信任的稳定对象,即使有些孩子已经离开了儿童团体,他们仍然把负责人视为很重要的人。这个想法得到了“马西内尔儿童村”负责人德库曼的认同,在他的“儿童村”里,很难称教育工作者担当了“母亲”的角色,不过负责人和他的妻子可以代表孩子们所必需的权威。另一方面,儿童团体可以给孩子们一种“集体荣誉感”,一种类似于小孩通常在家庭中学到的团结精神。他借此批评了寄养行为,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金钱和家庭利益的驱动。更何况,这些孩子如果经历家庭的变动,可能会过上“脱节的生活”。因此,“儿童村”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唐安东尼奥·里沃尔塔认为自己的儿童团体与传统机构的照料形式不同,他的儿童团体具有“家庭和社会特征”。将家庭概念引入教育机构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意瑞童年花园”的副手芭芭拉·斯特拉蒂斯基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试图让所有人都能同意:大家可以在方案中“两者择一”,即根据情况选择将孩子们寄养或安置在儿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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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5例如,那一年,法国记者朱尔—安德烈·耶格(Jules-André Jaeger)负责的一门课程就是着眼于“重建欧洲精神的有关问题”。他是占领军文化专员,事实上也是德国问题专家,刚刚重启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欧洲研究所。1946年10月8日,他在《洛桑公报》(La Gazette de Lausann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青年》(《Jeunesse du monde》)的文章,就一个尖锐的问题发表了他的观点:要想德国青少年摆脱极权主义思想的污染,必须进行彻底的基础工作,因为“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走上了军旅之路,只受过军事纪律的训练,他们不具备任何其他方面的视野。他们想不到他们可以为国家的重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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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5在贵格会中心的会议上,朱丽叶·帕里提出“要建立培训学校,为所有希望积极参与战后教育工作的人员提供基本培训”。随着战争结束,的确需要考虑在瑞士国土上生活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以保证他们返回祖国时仍然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其中一些孩子是犹太人。她表示,有能力疗愈孩子们在战争中所受创伤的教育工作者和社工少之又少,尤其在老师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情况下。然而,全球冲突造成的这种局面下,人们急需一支一流的教育团队——能够理解儿童所遭受的苦难,运用教育方法,能够本着和平、民主和国际精神来培养新公民。因此,身心重建将是教育者的重要任务,孩子们的肉体和心理都遭受了创伤,但同时,他们拥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因此,难民儿童的故事背后还暗含着另一个故事:负责跟踪记录他们情况的辅导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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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3-12-05教师的存在保证着这项“共和制度”的正常运作,“共和国制度”是规范行为的手段。因此,在1948年5月29日的集会上,就孩子们不久前犯下的错误以及日后危及“小孩共和国”的更普遍的潜在状况,安诺尼向孩子们提出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在宣读完“宪法”后——这听起来就像重申一遍法律——教师将孩子们分为3组:“新来者”“公民”和“小校村共和国冷漠者”(他们没有许可、没有报酬或特殊膳食)。一段时间后,教师公布了被否定“公民资格”的名单,在教师团队看来,这也是一种胜利。1948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市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当天的报告中这样写道:这次“市政委员会”会议的目的是审查前段时间获得“公民”身份的所有孩子们是否仍符合“公民”资格。“市政委员会”经过审慎地考察,批准了一些孩子继续持有“公民”身份,也否决了一些孩子的“公民”资格,并给出了原因。被否定资格的孩子们都很受触动,承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努力表现。后来,教师团队甚至介入调整了“市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罢免了“市长”埃里克。7月19日的教研会议记录回顾此事时提到,如果“市长”被停职,他的副手将仍然保留原先的职位,因为他“已经表现得比前任‘市长’更优秀”。在副手临时代理“市长”的情况下,老师们也正在考虑“在不违反‘宪法’原则的情况下”选举另一名孩子担任“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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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3-10-26如果说1949年的与会者似乎都对儿童帮派,尤其是战争导致的儿童帮派的教育潜力持乐观态度,那么,对于收容他们的方式,如“儿童村”式的方法,则越来越受到质疑,尽管自战争结束以来,“儿童村”一直以满腔热忱接纳这些新加入者,“儿童村”的数量大增。人们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青年人在收容安置结束后重新融入社会环境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所使用的教育方法问题,某些极端形式的自治被认为是虚妄的,与这些年轻人长大成人后将担任的社会角色脱节。孩子们当“法官”常常当得很糟糕,他们常常用刑过度,因为他们对犯规行为常常缺乏全面的认知,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这些拥有广泛权力的官员的选举难道不会有偏袒“卡伊达特”的风险吗?…在这些年轻人封闭的小世界中,关于影响力的暗中兜售又有谁会知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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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3-10-26谁要是说脏话,我们就把他的嘴巴封住。谁要是拳打脚踢别人,我们就把这种滥用自由权利的人绑起来。要是两人斗殴,我们就把一个人的右手腕和另一个人的左手腕绑在一起。谁要是朝别人扔石头,就罚他将石头含在嘴里。谁要是在物质上或道德上冒犯同伴,都必须向被冒犯的人赠送礼物。谁要是偷盗,就得赔给别人双倍的东西。谁要是骗人,就会像被社会抛弃一样,不可以和大家一起在餐厅吃饭,只能独自吃饭。谁要是把自己用过的地方弄脏又不清理千净了,就必须做额外的打扫。谁要是欠债,就必须卖掉自己的面包来还债。任何滥用自由权利、违反了村庄规定的人,都要根据其过错的严重性被关禁闭。不遵守规定的孩子是无可救药的,所以在他守规矩之前不被允许吃饭。对于那些为了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让全世界怜悯他的爱哭鬼,则要在他脖子上绑一小瓶水…因为爱哭的人必须喝很多水,才能喂饱他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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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3-10-26我们早7点听着三钟经起床,半小时后做弥撒,但弥撒不是强制性的…弥撒结束后,每个人提着装满水的桶,带着抹布,用布沾水,清洗各自床下的地砖。地面是用砖砌成的,其中有些砖块还是碎的,因为这里曾经是德军的马厩。我们把地砖擦得亮晶晶的,然后通过清洁主管的检查。接着他向我们展示一个啤酒罐,里面有几张纸,上面印着“C”,也就是“早餐”(colazione)的首字母。如果清洁主管认为地板没擦千净,那么打扫的人就不能拿到早餐券…晚餐后,我们回到相同的房间,也就是吃饭和睡觉的房间里集合,讨论时事…我不懂“集会”到底是什么,它是由“市长”“法官”和“警察局局长”主持的。每天的“警长”是由老师任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