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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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4-28······吾国今日尚辗转于贵族、游民二阶级之势力中而不能自拔······若今后之智识阶级犹不肯断绝其政治生活之希望，不置身于产业阶级、劳动阶级中，以与之结合，而惟与贵族化之游民为伍，则贵族势力与游民势力将日益膨胀而不可制。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可言，文化之堕落，智识阶级不能不尸其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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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4-28我国社会中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更迭盛衰。即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代之，游民文化过剩时，社会骚扰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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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4-28······中国文化有一种先天的非规范性，而游民文化把非规范性推到了极端，它是与“法治”冰炭不能相容的······。游民是人口激增、社会转型、经济停滞或滑坡、规范堕败等情况下必然产生的社会问题。现在虽然不存在生产滑坡的问题，但是人口暴涨、社会转型也是当前面临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十年浩劫当中，对传统意识和规范生活的肆意破坏，它们也是导致游民与游民意识的泛滥的诱因，使之成为困扰社会的巨大问题。游民意识也会通过通俗文学、通俗文化的渠道渗透到各阶层去，从而对人们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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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4-195.游民的复仇意识复仇本来是生活在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中的人们的道德准则，按说作为宗法制度的意识型态的儒家思想，应该积极倡导复仇才是。但由于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认为中庸是天下之“大德”，又有“犯而不校” “以德报怨”等调和主义作为补充，不会把复仇的原则推到极端。而脱离了主流社会的游民则不愿意接受中庸之道，他们习惯把事情推到极端，在这点上是与游侠一致的。游侠是把报复当作美德的，而且，睚眦必报。《水浒传》中一系列残忍的复仇行为（如武松杀嫂，石秀杀海和尚，卢俊义杀李固等），正是游民极端思想的表现，也是江湖风波险恶，游民看不清自己前途的反映（正像春秋时楚国伍子胥所说：“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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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4-13······经济发达的南方，商业演出也比较发达。宋、金、元时期，北方娱神演出可能更频繁。娱神起自上古，始于傩祭。傩祭是一种驱鬼、驱疫、祈福的祭祀活动。祭祀中有的扮演神灵、有的扮演疫鬼，各戴面具，有歌有舞，还有一些简单的情节。这种祭祀往往是全体住民参加的，许多人参与扮演。戏剧的产生就与此有关，当戏曲形成之后，它除了娱人功能外，娱神功能也没有消失。两者相互依存，当统治者控制人们娱乐时，人们就强调娱神，以达到娱人。其实就是在平常无人禁止时，只要有条件，也常以娱神为幌子，聚众作乐。许多大庙特别是北方大庙都有戏台。······在庙里演戏大多是借娱神的机会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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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庵2018-03-30······皇权专制统治者对于平民百姓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威胁和摧残，使得老百姓凡事不敢为天下先。他们不仅缺乏实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大多数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丧失了生活的主动性，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样，中国的“顺民文化”也许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两千年来，在“顺民文化”熏陶下的臣民使统治者感到安全与保险，也使他们理直气壮地以全民的代表者自居，把那些无视他们设置与安排的游民视为“莠民”，看成化外之民，必须时时刻刻加以提防。游民无家无业，一无所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确实是被抛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网络之外。统治者的严密与残酷的控制手段往往对他们无可奈何。游民要生存，就要有意无意地破坏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是触（p.295）犯王法（触犯法网后，无非再亡命江湖，他们本来也就在江湖之上）。当“四民”中的某个人沦为游民以后，他的生活第一课就是敢于冒风险，敢于无所不为，就像要想上梁山就要先有个投名状（也就是要敢杀人）一样，没有这个胆量就生存不下去，就会饿死，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冒险精神就成为他们性格特征的一部分。在反社会的行动中，在与皇权专制统治者的对抗中，他们显得特别具有主动精神和进攻性，是现实生活造就了他们的群体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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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7UK22014-07-30几十年来，评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都用“逼上梁山”来说明，以为江湖好汉之所以聚义梁山，都是皇权专制统治者(特别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逼迫的结果。这无疑是许多好汉(如林冲、武松、解珍、解宝等)所走的道路，但是还有另一种“逼上梁山”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就是被梁山的“好汉”们“逼上梁山”。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秦明、朱仝、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广义地来说，金大坚、萧让、安道全、董平、关胜等，都是或骗或诱，或诈或逼，千方百计把他们弄上山的，为此也同样给他们带来许多灾难。为了“请”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们的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皇权专制统治者。为逼秦明上山，把青州城外数百家老百姓烧光杀光。“一片瓦砾场上，横八竖八，杀死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而且，秦明的妻子老小也都被害。为了赚卢俊义上山，吴用特地去到北京，在卢家墙壁题“反诗”，弄得卢俊义以私通梁山入狱，经过种种磨难，其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了梁山以后，对梁山头领们设下的使他们家破人亡的阴谋诡计也毫无反感，似乎上梁山已经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只有归顺了梁山这个帮派，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忽略不计。这正反映了强烈的帮派倾向性影响了作者辨别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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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Sand2014-07-06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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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Sand2014-07-06“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的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的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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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Sand2014-07-06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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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无所有2019-11-17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一面是贵族性，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于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另一面则是游民性，轻佻浮躁，凡事皆倾向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ー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处拂逆则显游民性，顺利则显贵族性。或表面上属游民性，根底上属贵族性。他说，以此性质治财产必至于失败，任劳动必不能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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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asha2021-03-21《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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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此时耕地与生产力很难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人们也很难一下子向人口稀少的方琉散，这样便造成地相对短缺，使得土地价值倍增，士地的增殖，更进一步加速了兼并，从而迫使更多的农户丧失了土地，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些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的破产使得税源遽减，于是，便把破产者和流亡者的赋税转嫁到未破产的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的身上，使他们也走上破产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大的天灾人祸，社会震荡，庞大的饥民汇成洪流走上流亡的道路，就食于富地区则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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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本章前三把两千余年的历史按照宗法和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粗略地划了三个时期，脱序的人群除了流民贯穿先秦至近代的始终外，这三个时期里脱离正常社会秩序的人群的构成是各有不同的。如第一个时期，特别是战国时代，脱离秩序的人们是以游士为多，他们也最活跃，穿梭于各国政治舞台之上；第二个时期是游侠，他们纵横驰于社会的上下层之中，以充当社会良心自命；第三个时期才是游民泛滥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遇到严重的天灾人之后，产生人数众多四处流动的仉民，我们称之为流民。这是各个时期都曾经大量出现的，他们极易引起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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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在中国，地缘社会不能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它的祭观念本身，直接来自于构成其根基的宗族。所以不论是祭祀，还是演出，都是要宗族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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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书中指出封建社会的后半期，直至近代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是家族制度的主要形式。这包括两类，一是由个体小家庭组成的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是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以前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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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家族的聚居虽有与封建统治相矛盾的一面，但因为它的序列与封建国家同构，成为封建攻权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利于封建社会稳定的，因为它是民间社会，具有一定的弹性，它的存在可以成为一种减震机制。宋代理学家们面对聚族而居的情况大大弱化，个体小家庭再度普遍化和人们血缘观念的淡薄，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和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提出了建立宗法家族制度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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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蓉修狗2020-10-30那些出没于江湖的贼侠客如果去了武侠小说作家对他们的神秘化和美化以后，读者们看到的就是脱离了社会正常秩序、勇于冒險、于主动进击精神的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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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2018-01-26杜亚泉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1919)一文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大量的篇幅该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有兵、地棍、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刺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势力。他认为“秦始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也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这种文化以尚游使，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疾恶官吏，仇视富豪为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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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7UK22014-07-30人们痛恨的“暴君专制”垮台了，随之而来的是群龙无首的局面。任何约束机制没有了，一切都服从于丛林法则，此时“有枪就是草头王”，全凭武力说话，形成强凌弱、众暴寡的局面。这可以名之为“暴民乱治”。政出多门，百姓死也“多门”，使人们无所措其手足，处于鲁迅所说的“官来被说成是‘匪’，匪来了又被认作‘官’”的尴尬境地之中。这种混乱局面比“暴君专制”更为可怕。这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人们“从做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到做不稳奴隶的时代”。此时老百姓感到真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日夜盼望“真龙天子”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