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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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7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这样。但实际的情况则不然。相反，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在“孩奴”和“房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幅度扩张也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阻碍，因为国企更多的是进行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増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互相仇恨。暴力行为也很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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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5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在抵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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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5
  但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冲击。每次经济危机发生，有关方面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诉诸牺牲社会的办法来保障GDP的增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很多人的眼光就转向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产业化的方式来保证GDP的增长。即使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也属于社会政策，需要政府或者民间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教育则出现了“产业化”倾向。教育系统的扩张，学生扩招，大学升级、合并和大学城建设等，都是围绕着GDP和经济増长展开的。GDP主义侵入教育领域是中国教育改革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问题还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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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5
  那么，如何实现“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经验地看，这样一个社会必须是以下三种秩序的共存：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层面的社会秩序是社会的自我管理。社会如果没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什么都必须依赖政府，政府什么都管的话，必然超出政府的能力，管理也必然无效。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给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政府也应当把那些自己管理不好的领域让渡给社会。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并不是社会的放任自由，政府要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领域进行规制。第二个层面是政府和社会的伙伴关系。在一些政府必须参与管理的领域，也不见得政府要亲自管理，可以委托给社会组织来进行管理。就是说，政府和社会可以是伙伴关系。委托给社会管理可以减少管理的成本，使得管理更加可以持续。第三个层面才是政府管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近现代国家最大的特征就有是垄断暴力，使用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但从大多数先进国家的经验看，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上，包括法制、社会制度（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使用暴力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种不得不的方式，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制度建设上。制度是社会个体和群体活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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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5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就是说中国对外来危机应当具有很强的抵御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大陆型经济体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西方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体尽管从量上说非常庞大，但也非常脆弱，没有消化西方金融危机的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没有建设成大陆型经济体。中国只有沿海一带通过和西方市场的整合发展起来了，成为经济增长源，而中部和西部没有发展起来：城市发展起来了，而乡村没有发展起来。内陆和农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不够。要发展，就必须把眼光从国外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立既有助于减少区域间和社会群体间收人分配差异，也有助于在促进发展的同时鼓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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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中国下一步要发展，要搞国际平台。我们已经有了好多自由贸易区、如上海、前海、横琴、南沙，为什么一直不理想呢？有一点就是制度的同质性，大家都一样，基本都是把“左手”的放到“右手”，把“右手”的放到“左手”，没有大的突破。如果把大湾区做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它制度不一样，我们叫“一国两制”。为什么广东20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ー上来就快速发展呢？主要在于引入香港的不同制度。同样的制度只有物理反应起不了化学反应，只有不同制度之间オ会起化学反应。杭州说也要搞大湾区，笔者认为搞不了，不同的体制、不同的制度才有制度创新，其他地方很难。“一带一路”也一样，“一带一路”提出后，全国各省市都在争甚至有人说“一带一路”古代就是从我这里开始的，现在讲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不能今天还享受唐朝祖先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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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欧盟是由不同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我们是一国，是国家内部的区域，为什么我们的整合不如人家？这个需要很多思考。我们建立了共同市场吗？没有。我们有共同的金融市场吗？没有。香港有那么好的金融服务业，我们有没有组合起来？没有。广东为了帮助香港，自己没有发展金融业，结果这几年自己没发展起来，香港也不见得好多少。我们有没有像欧盟一样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我们有零散的就业，但作为制度体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有没有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没有。广州、深圳、珠海没有多少好大学，但香港有很多好大学。粤港澳的教育合作是搞了一点，香港有些学校跑到珠海设个分院。我对这样的做法，一点不看好，真正的教育没有弄起来，既然一国之内，那么好的教育资源，为什么都不能整合呢？这不光是广东的需要，也是香港的需要。香港人口在菱缩，香港、澳门的高等教育，如果要可持续发展，离开了广东，离开了祖国，香港是没有前途的。台湾100多所大学，如果人口不增加，如果大陆学生不去的话，未来很多大学都会关门，香港情况也差不多。这是互相需要的问题，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能否建立共同的房地产市场呢？香港的少数人有独立思想，我了解很多人确实为生计问题烦恼。大陆这边很多房地产开发过度，泡沫很大。但香港人买不起房子，到街上去造反。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统一的大湾区房地产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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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笔者注意到，大湾区概念提出来后，每个城市都在搞自己的版本，而不是习总书记要求的多向合作，更多的是恶性竞争，每个城市都想多分一块蛋糕，但每个城市有没有通过整定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做呢？笔者走了很多城市，现在还没看到。每个城市都要先占良机，笔者觉得这个可能通过制度创新可以达到深入合作。港澳大湾区提出后，很多人对国外的三大湾区感兴趣，我想如果仅仅局限于组约湾区、东京湾区或旧金山湾区，还远远不够，这只是个最基本的面。当然从这个层面看，大湾区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些湾区都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的经济体，通过企业为主体来达到整合，也是通过制度创新来达到整合。但是，我们这个大湾区有11个城市或11个主要的行政单位，政府之间如何合作非常重要，不解决这一关，企业很难达到自然而然的合作。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所说的，理想是企业起市场主导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大湾区要合作的话，政府起更好作用，我们要思考，什么样才算是更好的作用，而不是最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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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第六，国企在“一带一路”的制度建设需要再思考。从20世纪年代中期开始，国企开始“走出去”，同时也承担了不少战略性的海外投资。对战略性投资而言，经济的效益并不一定是主要的考虑。但“一带一主要强调的是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未来的国企投资主要方向还是要强调“在商言商”，让国企重视效益同时，要把国企在市场的表现，和其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挂钩。国企不应当是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单向面地输出中国资本，而是要从中为国家赚钱。目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对项目风险的评估十分重要。国企的投资许多是高额的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牵涉到的风险不小。近年来，中国投资参与的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被所在国暂缓或以其他名义“叫停”。此外，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的波动也会带来风险，比如全球油价下跌导致委内瑞拉的财力大幅下降，缺乏配套资金开展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了中铁在委内拉的高铁项目的亏损。还有所在国税率、税种、劳工、环保法律的变化，也会造成项目预期回报无法实現。还有，如何应对已经发生的网险，需要思考建立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比如，在什么情泥下，需要中止项目，什么情况下。需要诉诸法律程序，等等。其次，除了加强项目评估外，对于对外投资企业的相关监管机制也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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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第四，除了各部门的协调问题之外，“一带一路”出现了企业缺位的情况。原则上说，“一带一路”应该是政府提出相关政策、企业作为主体进行经济上的合作，展开贸易，等等。但目前的情况是以政府的政策倡议为主，企业跟进有限，出现了主体错位的现象，其实不少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存在着走出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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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订宪法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化，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企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动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不管多么强大，在政治权力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一旦私有财产被政治权盯上，就无可逃遁。这样，法律的信誉无法确立，民营企业很难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边界，它们不得不求助于法律之外的手段，例如通过和政府权力结盟，收买政治权力（例如，最近出现的民营企业抱国企的“大腿”的现象），等等。所有这些也滋生出无穷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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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如果一个政权所需的资源需要从社会民间汲取，那么这个政权就要想方设法地发展和社会的结合机制。如果政权所需的资源来自自身，即国有经济，那么，这个政权会丧失和社会打交道的能力，或者这方面的能力发展不起来。这就会导致政治体制创新能力的缺失和社会的脱节。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们实在没有理由因为国有企业的大扩张而感到乐观；相反，人们应当对国有企业目前的大趋势深感优虑。设定国有企业合理的边界、政企分离、有效防止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治理机制、建设国有企业的外部的监管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有效的改革才能达到。有了这些制度，国有企业是国家强大的保障，但如果没有这些，国有企业会导致国家从兴盛走向衰落。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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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对中国来说，理想的局面是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从而使大型企业（国企往往是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只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协同发展，オ不会导致大的经济危机。今天中国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大多都是这两种失衡的表现。如何实现这两种平衡？这便是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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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互联网业对经济活动的转移，对国家的税收体制也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即收不到税。很容易理解目前营改增所遇到的困难。国家如果要收税，企业收入就必须能够反映到统计上，而只有正式经济部门オ有统计，国家对非正式部门的税收毫无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加重对实体经济（正式）部门的税收。营改增本来是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执行的结果必然加重企业的负担，而未必能增加税收总量，因为中国的经济形态已经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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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更出现了人们并不想看到的经济结构转型那就是金融、互联网和房地产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让实体经济需人才、资金及生产所需的土地房产等资源成本过高，使本来已经效益降的实体经济难以支撑，创新的成本更是难以控制，经营环境变得更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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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国有部门并非西方的公共部门。国企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掌管国企的个人。……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社会改革必须进行下去，但社会改革不能替代经济体制改革。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 没事看看书

  2019-10-07
  资本的自我变化是有动力的。 至少有两个动机： 首先， 资本需要社会稳定。 资本必须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 因此， 投资环境必须是可以预期的。 为了稳定， 资本是可以拿出一些利益来做交易的。 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 单一的法治并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 因此， 资本也并不反对“保护社会”。 不难理解， 世界上第一份社会保障计划产生在德国俾斯麦时期， 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 第二个变化动机来自资本本身的矛盾， 资本一方面需要剥削工人， 但同时资本又需要“消费者”。 资本控制生产， 但所生产的产品需要通过消费者的消费才能转化成为利润。 消费市场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 中国的改革目前面临困难的局面。 一是改革缺乏动力。 无论在经济、 社会还是政治领域， 改革越来越迫切， 改革的需求越来越大， 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也是有认识的， 但对如何改革缺少共识， 改革政策迟迟不能出台。 二是在一些领域人们好不容易达成改革共识， 推出了改革政策， 但却缺乏动力来实施。 这尤其表现在社会政策上。 最显著的就是很多年来国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想用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上， 但有钱却用不出去。 三是在另外一些领域， 因为有巨大的利益驱动， 各级政府和部门都推出自己的“土”政策， 纷纷进行“改革”， 结果导致了无穷的问题。 凡此种种现象都涉及中央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 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 而一旦高度集中， 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 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的时候， 他于是采用了分权运动， 动员地方力量的政治策略。 造成目前局势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集权。 当时围绕着分税制和中央银行制度的中央集权改革非常有必要， 导致了很多领域重要...
• Silence

  2020-03-18
  2。王朝衰落的共通特点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第一，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而攻之，杀之。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人恶性循环。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在是军队成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在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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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4
  笔者预计，全球化的下一波如果是逆全球化，那我们面临的是跟美国的资本竞争。前面几年很长时间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个压力，因为美国主要是资本输出。但现在特朗普决心要再工业化，要吸收资本回流，对中国来说就是逆全球化，资本的竞争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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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7
  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很难想象人们所看到的财富。一些人现在看到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就开始怀疑市场经济，这并不公平。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是在于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市场经济发展了，但包括医疗服务、社会保障、教育、房地产等领域诸多社会政策要么建设力度不够，要么没有建立起来。更严重的是，因为GDP主义的盛行，各级政府往往和资本结合，通过破坏社会来完成GDP增长的任务或获取暴利。医疗、教育和房地产诸多社会领域，需要政府大量投入，但往往却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领域。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已脱贫的阶层也容易重新沦为贫穷。实际上，除了体系内部占据重大战略地位的少数阶层之外，任何阶层都随时可以演变为贫穷阶层。正是因为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性，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开始选择“退出”，即移民海外，寻求保护。不过，可以确定地说，无论是基于知识的中产阶级还是基于财富的中产阶级，他们的“退出”会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他们在内部不能得到保护机制，不能得到确定感和安全感，他们的“退出”很难阻止。也就是说，要对目前的维稳政策进行反思。目前的“维稳思路”不仅不能推进改革进程，反而阻止和破坏社会产生一个自主秩序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反而会导致更大程度和范围的不稳定。如果认识到中间力量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改革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不难回答改革什么、为什么而改革、怎样改革等问题。要培养中间力量就必须继续创造财富；要创造财富就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但同时必须加快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保护社会。只有这样，中国社会オ会进步，发展出一个可以持续的自主社会秩序，为政府的“法律和秩序”创造一个有机的社会基础。这样一个自主的社会秩序，也是执政党长治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