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新版）

• Azeril

  2012-11-15
  最高的安全还是来自“各国都合作、都遵守规范”的世界秩序。只要每个国家都只想到对抗，那就只能让谁都没有安全感。 中国应该尽可能与主要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增加更多的“客户”国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忘掉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中国可以和西方讨价还价，但是主旋律是合作与谈判，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利益所在。 所以，政府未来的对外政策选择首先要立足于稳定就业，然后尽可能通过拓展海外销售市场扩大就业，再有就是保证中国的资源供应，保证资源供应的最安全方式是以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状态参与维护和改善现今世界秩序。
• Azeril

  2012-11-15
  答案之一在于海外投资的结构性安排上：全资（项目股权由中方100%持有）、合资（参股他国资源公司）、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通过参与开采从项目产出中提成），还有采用某种“曲线”投资（中方参股第三方国家的公司，再由后者到资源国直接投资）。对于走出了国门的企业，这些不同的结构性安排会带来极为不同的海外投资风险。
• Azeril

  2012-11-15
  在整个20世纪，除了部分的战争以外，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秩序更“讲理”。
• Azeril

  2012-11-15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在拉美的财产安全主要依靠三种保护机制：第一是靠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第二种保障是“软”性的：各国（特别是美洲国家）对伦敦金融市场的依赖度。人们称欧洲是20世纪之前“世界的银行家”；第三种海外产权保护手段是其工业技术优势。（19世纪西欧在拉美等地的直接投资主要以铁路、蒸汽轮船、制造、通讯、电力、矿山还有后来的石油开采等领域为主，而这些在当时又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革命新技术，是拉美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技术。因此，这些技术上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可威慑当地政府或社会，使他们意识到即使没收、剥夺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财产，他们自己也无法运作。技术上的独特优势可为海外投资提供比较自然的安全保障。）
• Azeril

  2012-11-15
  一方面，这些措施只会增加房产成本，直接使房价上涨。原因是房产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运营，这无可非议，任何人都要赚钱、吃饭，在各类税增加之后，房产商最后会将这些成本转移到房价上，税越高，房价会越高。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从本质上会挤掉许多中小规模的开发商，因为它们的竞争力比大开发商低，关系资源与金融资源也少，而且它们往往只能通过压低房价与大开发商竞争，其利润本来就薄。中小开发商被挤掉得越多，房产行业的寡头局面就越严重，竞争程度就越低，剩下的房产商的提价势力就越高。2002～2003年时北京大大小小的房产开发商很多，竞争局面明显越来越激烈，老百姓买房有很多选择空间，那是“买方市场”。到今天，各城市的房产市场却变成了“卖方市场”，想买房的人恨不得要找关系才能买到房！房屋供应越来越少、越来越抢手，如果买房不迅速决策，还有买不到的危险！在“卖方市场”下，房价当然只能上涨。
• Azeril

  2012-11-15
  调控政策大大压抑了住房供应或直接导致房价上涨： 首先，减少土地供应直接限制房产供应量，这一点太明显，无须多说。据说，这一政策是因为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也是因为出于粮食安全而必须保证农业用地。城市化、工业化必然意味着更多土地从农用转向非农用。但土地供应是有弹性的，农业土地供应也有再生能力。 其次，各类针对房产商的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银行体系提高房产开发贷款的资本金水平等政策，其效果—— 一方面，这些措施只会增加房产成本，直接使房价上涨。原因是房产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运营，这无可非议，任何人都要赚钱、吃饭，在各类税增加之后，房产商最后会将这些成本转移到房价上，税越高，房价会越高。另一方面，这些政策从本质上会挤掉许多中小规模的开发商，因为它们的竞争力比大开发商低，关系资源与金融资源也少，而且它们往往只能通过压低房价与大开发商竞争，其利润本来就薄。中小开发商被挤掉得越多，房产行业的寡头局面就越严重，竞争程度就越低，剩下的房产商的提价势力就越高。2002～2003年时北京大大小小的房产开发商很多，竞争局面明显越来越激烈，老百姓买房有很多选择空间，那是“买方市场”。到今天，各城市的房产市场却变成了“卖方市场”，想买房的人恨不得要找关系才能买到房！房屋供应越来越少、越来越抢手，如果买房不迅速决策，还有买不到的危险！在“卖方市场”下，房价当然只能上涨。
• Azeril

  2012-11-15
  我们随便就要调控这个、调控那个的时候，当我们处处要利用加税来实现宏观经济或者其他目的的时候，我们有必要理解：老百姓的交易权也是他们的产权的一部分，征税和限制交易权都等于摄取公民的财产。 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立法程序，要证明有“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且在老百姓牺牲自己的产权之后能得到相应的直接或间接的公共产品“补偿”，不能由行政部门随意加税。在目前征税权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义务把加税权从行政部门收回到立法机构，让政府可以加税但要加得很“辛苦”。 在我们讨论宏观调控措施的时候，应该以尊重个人财产权和公民的交易权为前提，这些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政府政策应侧重“开源”而不是“限源”。
• Azeril

  2012-11-15
  有利于民营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物权法》，需要抑制行政权力扩张的《行政许可法》，需要公正、独立的司法，也同样需要对民营企业、对私人完全开放的资本融资市场。如果银行贷款、资本市场只对国有企业开放，那只能是维护了“以官为本”，阻碍“以人为本”。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是达到以人为本的“本”。这些才能促进每个人、每个家庭除了自己的房子和人力资本之外，在生产性资产方面也能尽最大可能实现“有所有”，也就是英文中所讲的“0wnership”。
• Azeril

  2012-11-15
  从产权的角度看，当这个空间、这个产权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非常爱惜和保护它，把这份财产尽量保养得最好、装饰得最美，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相反，越是公共的空间或财产，就越是没人去“自愿”爱惜，去管理和保养。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能很容易理解俞孔坚教授的结论，当财产与土地公有，这些财产就如同住宅小区里的公共空间，不会有人去爱惜它们。在过去5000年里，我们祖祖辈辈之所以能留给我们相对优美的环境，让人与自然达到某种和谐，正是由于土地和其他财产原来是个人的，不是大集体的，所以每块土地过去总有个人像爱自己的家一样去爱惜它。 如果能让个人或者说民间所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空间达到最大，那么环境污染与破坏的程度会被控制到尽可能的低。我这里先要强调，我不是说“在土地和财产产权明晰之下，污染和环境破坏就没有了”，只要继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应该继续这两个方向），环境破坏就不可避免，谁也没有灵丹妙药，但破坏程度会因产权明晰程度不同而有较大差别。
• Azeril

  2012-11-15
  在缺乏权利制约机制，缺乏民主问责机制情况下，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当然很难保证。而对于核心城市的投资、资源配置也并非是基于效率的，并不符合效率公平的原则的。 城市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交易量的深化，造成规模经济，所以更大的城市应该得到更多的投资，并且因为大城市产生更高的生产率，所以大城市的居民应该有更高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到省会，到地区市，再到县，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人均投资和人均GDP也应该越来越低。根据同样道理，大城市、沿海省份、西北、西南、中部省份也应该有差别。出于效率、出于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考虑，我们可能说是市场力量导致了地区间、城市间的投资差异。 但保证效率的力量是市场，而促进公平则需要反映民意，在权力不受监督而市场作用发挥又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自然既违背效率原则，又违背公平原则，结果是权力原则胜出：哪个地方在经济规划过程中的权力越高，那个地方或群体得到的资源就越多。
• Azeril

  2012-11-15
  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型。按照该理论，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或者法律或者政府的限制，劳动力将从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而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市场力量促使这两类要素的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但是，市场的这种效果需要一组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不能在其中插手，不能通过户籍制度等阻止人口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资源。生产要素与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是把地区发展水平连结在一起的两种决定性力量。
• Azeril

  2012-11-15
  第一，国有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是一个更近代的现象，其主要起因有两个：英美工业革命对世界各国如何赶超的挑战和苏联计划经济初期短暂而令人炫目的成功。在那之前，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基本都是民营。 第二，世界不同的国家，其国有化都是在二战之后、1980年之前达到最高峰的。既然那次实验从整体上都失败了，而且那次尝试是由于从苏联的短暂经历中得出“要想作好曲，需先把眼弄瞎”这样荒诞的结论，我们为什么还非得抱着国营、国有不放呢？
• Azeril

  2012-11-15
  美国社会之所以注重产权保护，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多数，再就是它有独立的司法和代议制政府。 产权保护来自司法独立。行政部门对产权的侵犯可以名正言顺。这是最可怕的。所以，老百姓的产权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行政部门。 此外，产权保护不是简单地写不写进宪法、通不通过这部或那部法律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中要达到支持产权保护的良性循环很难，需要太多的东西，太多的巧合，而且每个方面都要正好达到那个状态。而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困难的。
• Azeril

  2012-11-15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为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减少，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 Azeril

  2012-11-15
  为什么贸易，特别是自由贸易能如此改变社会、促进发展呢？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与供给的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这种“分工——专业化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斯密式经济增长链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自由贸易制度在促进社会分工、扩大市场范围中的作用在哪里呢？可从交易成本和市场竞争两个角度来理解。
• Azeril

  2012-11-15
  英国通过民间融资发展远洋贸易，而每次航行又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什么办法可吸引众多投资者参股呢？一种办法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分细，让众多人可认购。第二个问题是：这种航海贸易的风险太大。根据当时的技术和西葡两国的经验，航行一趟中国、印度需两年以上的时间，等回到欧洲时不仅一些船只沉没，而且有时会有一半以上的船员沿途死去（因为病毒、海浪等）。那么，如果由众多个人共同参股集资，股东们的责任必须是有限的，也就是，每位股东的责任最多是损失掉所投入的股金，不承担任何更多的风险（亦即使有船员在途中死去，股东的责任也是有限的）。这种高风险贸易为现代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创造了环境，这种融资模式是英国海洋贸易的主要企业组织形式。当时没想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制度创新居然还为随后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埋下了种子。
• Azeril

  2012-11-15
  麻省理工学院的Simon Johnson和Daron Acemoglu以及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James Robinson3位教授对大西洋贸易国家在当年的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尤其以他们的论文《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当时的西班牙不仅比英国更早进入大西洋贸易，并且在众多客观条件上都较英国占优势。 第一，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航海技术上落后于明朝时期的中国，但却超前英国许多，比英国更早在欧洲从事大西洋、印度洋、非洲等长距离海上运输，因此拥有更为丰富的航海经验与技术，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还基本上垄断大西洋贸易。 第二，由于西班牙早先占领了墨西哥、秘鲁等富藏自然财富的国家，这些中、南美洲国家从一开始就居往着众多印第安人，他们可生产大量蔗糖和农作物向欧洲出口；相比之下，英国后来占领的北美殖民地既不盛藏贵重金属，又没多少土著人口居住，再加上当时的北美气候也不适合生产农作物，因此英国得到的殖民地与西班牙的相比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毛之地”。 最后，Johnson等人也指出，按照我们以往熟悉的殖民地贸易理论，帝国主义的发达应该主要以对殖民地的剥削为手段，一个国家对殖民地剥削得越多，该帝国的国力就应该增长得越快。但是，众多的历史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不一定如此。英国与西班牙在管制和对待殖民地的方式上显然有别。英国的殖民地以当地人自治为主，殖民地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本地议会对税收政策有相当的决定权，司法与行政基本独立。而且，到19世纪时，英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半以上是被投到各殖民地（以购买殖民地政府的公债为主），世纪是英国在向殖民地作资本净出口。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殖民地均无议会，均由西班牙王室派遣的官员直接统治，殖民地税收权也掌握在西班牙王室手中，殖民地的大部分税收被送往西班牙。因此西班牙与葡萄牙执行的是真正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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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5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农业这一产业本身受到总体需求有限及供求的价值规律的影响，即使依靠国家力量，大力振兴农业也无法为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提供更高的增长率。除非对农业全面免税，甚至大规模补贴，否则农业收入从总体上讲不可能有可观的增长前景，更何况农业规模生产并非中国的比较优势。 另外就是发展规模农业——这需要的是更好的土地政策，更好的制度保障才可能实现。相比之下，技术催生的新型产业、新的需求与新的市场，让社会的需求得以扩张，类似电脑软件、电影创作行业，都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开拓。还有就是将视线投注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才是出路，尤其当前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国际水平的背景下。 让资源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符合经济学规律才有对当下的改观。当前的农业政策依然是意图将农民绑在土地上，让他们朝着明显具有极限的农业的死胡同里前进。相对的，继续靠发展非农产业来解决农民收入与就业问题是会很艰难，但各国的经验表明这至少是可能成功的路。
• Azeril

  2012-11-15
  按照茅于轼教授的话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怕苦、最不怕脏、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可我们还是这么穷。为什么？“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式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可是每个人对此又无能为力。” 行政是给社会提供帮助，是一只“帮手”。按照“帮手”理论，行政管制越多，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就越大。 第二种是“抓手”（grabbing hand）理论，也就是这些年常讲的“寻租”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按照斯蒂格勒（Stigler）1971年的论述，行政管制是为行业的垄断企业而存在的，已占据垄断地位的企业不愿意新手挤入，降低它们的既得利益。有了行政管制带来的壁垒，这些行业垄断可继续保留其管制“租金”。另一方面，按照施莱佛（Shleifer）和维希尼（Vishny）两位教授1993年的论述，行政部门之所以很热心设立各种准入许可和其他管制，是因为这些许可申请和审批过程以及对可能的违规行为的调查过程给掌权人提供了“寻租”的机会。这两位学者把行政部门的存在比做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每次车辆来往都要收费。也就是，从社会角度看，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或许一两个收费站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公路经过的每个村和每个镇可能都要设自己的收费站，都要“伸手抓一把”，从而产生对社会最糟糕的结局。
• Azeril

  2012-11-15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政府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