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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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16-02-09参选议员有条件限制，谘议局的选举本身相当严格、郑重，既不搞事先酝酿、上级固定，也不搞鼓掌通过等花样形式。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类似常委）等，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更为重要的是，谘议局第一次打破了中国官员终身制惯例，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至多只能连任一届。各地咨议局基本照搬了西方的地方议会模式，从会议程序到议案处理方式，再到民众的自由旁听权，乃至重要议案的“三读”方式，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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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16-02-09参选谘议局议员，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条件：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其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学堂毕业得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概而言之，作为地方议员，必须符合“有公益贡献、有文化素质、有公共服务经验、有一定资产”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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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芜杂的心绪2013-08-14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淫荡”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这位年轻的王爷（载沣）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清国上下代表着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而高喊爱国的大清愤青们，两袖清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清财政，也囊贫如洗，要实现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一穷二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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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2011-11-25每一个历史时期，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体制内精英，承受了太多的苛责；摸不着石头、摸错了石头、乃至不慎溺水而亡的，统统成为了妖魔化和嘲弄的对象，而那些站在干河沿上瞧热闹、说风凉话、等待时机以便取而代之的人，看人挑担不吃力，站着说话不腰疼，直喊号子不出工，当然永远正确了。一旦这些批判者得偿所愿，自己挑上担子，又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他们当年的批判对象呢？体制内的改革者，其承受的机会成本、风险成本远大于体制外的人士，其最终发挥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体制外的人士。百年来，所谓体制外的批判者几乎已经发展为一个职业，在他们那些华丽的辞藻背后，其苟且、阴暗、腐化、猥琐，与体制内的被批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未必真正相信自己高喊的口号、高举的旗帜，那些无非是令他们从体制外进入到体制内的桥梁和工具。百年来，太多的”伪君子“充斥了我们的历史，以至于连”真小人“都显得十分可贵。没有一种体制、一种文化、一种弊病是无端地被某种力量强加的，它一定来自一片肥沃的土壤，而构成这片土壤的就是你、我、他。因此，千万别因为没找到镜子，就以为自己居然不是猪八戒。如此势禁形格，你凭什么断言，换了你就一定更伟大、光辉、正确呢？百年之后，我们不仅需要真正的建设者，也需要真正的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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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2011-11-25中国人研究历史都有一种”资治通鉴“的济世情怀。晚清史对当代的影响最为巨大，其”资治通鉴“的意义也最大。举凡当下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在晚清的改革中找到相应或相似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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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2011-11-25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区域，表现为“白进黑退”，一些特殊小团体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地方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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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2011-11-25后世史家多将善耆的宽容解读为对革命的畏惧与忽悠，只是表面’表面迎合‘。一个实力完全占绝上风的执政者，不惜低声下气的’迎合‘羽翼未丰的反叛者，而不是将其威风进行到底，痛打落水狗，这样的自律与宽容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缺来者。或许，也是在日后的疾风暴雨中爱新觉罗家族得以软着陆的原因之一。善耆曾经为那个时代做了精辟的总结：’革命思想之兴起，是由于政治不良基因所致，此类事为远在法国，近在葡萄牙等国的革命经历所证实。如果一国的政治得到民众的信任，则欲革命也无人呼应。由此如欲根绝革命运动唯有实行良证，别无他法。然而我大清上自亲贵下至小吏，并不解政治为何物，只知肥私。如此失去天下之人心，其趋势已接近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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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2011-11-25</原文结束>而对于激进的改革者、造反者们而言，乱中才能夺权，越乱越好；大乱之后是否必然能大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乱就没有机会。高喊宪政或者高喊共和的人未必真心相信自己的所谓主义，但绝对相信这是很管用的口号。<原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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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S2011-09-03纵观国际冲突历史，放弃大笔战争赔款，基本是只有“善良的中国人民”才能做出来的伟大举动。而列强之中，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国家，还是所谓的法西斯国家，在有机会索要中国赔款时，从来没有客气过。美国曾经退回了部分庚子赔款，令国人感激涕零，以至于忘记了这本是人家浮收多算而应退的。至于日本，则是中国赔款的最大得益者：先是来自中国的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奠定了明治崛起的基础；随后是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对二战之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作用。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报怨”嗤之以鼻，雄辩地质问：如果“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线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小小的以色列和一贯羸弱的犹太民族，却对纳粹战犯表现出了“虽远必诛”、“一个都不宽恕”的精神，用自己的执着，给我们上了一趟关于什么是脊梁骨的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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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把瘾就S2011-09-03中国人自古及今总有一个执着而定义模糊、更难操作的信仰：正义。同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没有任何实证验证的神话：正义必胜。坚信正义必胜的我们，似乎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既然我们手持那么多的“正义”，为什么我们在历史上蒙受了那么多的失败和耻辱而没有“必胜”？所谓的正义与非正义只是一个政治宣传词汇。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解放者自居，要从爱新觉罗氏的异族统治下解放同文同种的中国，然后“革裨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从大量的日本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人对“征服支那”充满了正义感，他们坚信这不仅是解放中国，更是推进中国的文明进步，进而联合黄种人对抗西方侵略。他们的文献中十分自然地自称“神州”、“华夏”乃至“中华”，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满洲人的暴政。果然，兴中会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于广州乘时而起，在忙于应对北方战事的清政府后背狠狠地插上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