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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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惊魂记》里诺曼·贝茨提起自己有制作动物标本的嗜好，尤其是鸟类，因为它们是被动的、无害的。参照上述美国文艺里鸟的意象系谱，就一目了然：活鸟代表女人“居高临下”对男性的扑击——最适合这个形容的自然是辈分年龄都占优势的妈妈——但被制成标本的鸟则是被动的，在关系里是让己方为所欲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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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妈妈对男儿性的威胁，除了女皇帝之居高临下，也用上鸟类居高临下捕抓猎物的讽喻。这个鸟的意象可以上溯至怀利（Philip Wylie），他在1942年的那篇批大妈咪主义的文章中把“妈”比做一头到了经停期的海鸭，又说“She is a middle-aged puffin with an eye like a hawk that has just seen a rabbit twitch far below”。海鸭变成了鹰隼，使“妈”具有猎食者的威胁性。1955年的电影《伯劳鸟》则把毁灭丈夫的女人比做这种外表温良的鸟，“貌似清白，其喙却如尖刺，并喜欢把猎物钉在其上”（an innocent-looking bird with a sharp beak who likes to impale a victim on a t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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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在男人之间，非智力型的男人才会被母性的女人吸引，伟人多偏好妓性的妇人，因为后者有趣，与生育无关。母亲只照顾男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他的心灵，也不理会个性的发展。但是把女性形态与男性形态作对比的话，则会发现母亲与天才的功能相同，他们都为人类的前途默默地努力，只不过一个在精神界，另一个在肉体界罢了。妓女的形态则接近男人性别里的政客，他们都哗众取宠，力图己利，在世俗中猎取名利，与精神界无尤，代表的并非人类建设性的一面。——Otto Weininger，Sex and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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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文明在智力方面固然占优势，但野性却代表生命力。在当时西方文明没落论的话语里，野性其实是白色人种的一种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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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在老罗斯福时代，歇斯底里的病人以女性居多，而神经衰弱则以男性为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男女分途现象肯定有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在内。即使患神经衰弱的是男多于女，医师对患同一种病的两性的治疗法亦背道而驰：他们给男性的处方是经常从事有活力的活动，例如老罗斯福的从事西部放牧的生活，甚至他的《艰难辛苦的生活》都可当作一剂药方；医师给女性的处方则是多在家休息，后者尤其针对过度暴露于现代生活底下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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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啊跳啊虎2021-10-26……他这段含混的话该是指，禽兽不压抑性欲，人却压抑了该本能，创造了文明，并想用人工之构造令自己不朽，因为他也不像动物那般接受死亡，而是想逃避由生至死的自然轨迹，发明了种种追求永生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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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早在50年代，社会学家戴维·赖斯曼（David Reisman，1909—2002）已指出：现代人的性开放其实是制造对性事的焦虑：“科技把女性从繁忙的家务底下解放，女性亦从科技处获得‘浪漫指南’，以百万计的女性也像男性一般，成为性这个边疆上的开拓者。她们即成为识货的消费者，男人怕不能满足女人的焦虑感亦相对地增长……”因此，60年代美国男性“杀母”高峰期之背景仍得回溯至50年代，并且也总得还原到对成长停顿之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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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élès2015-05-06美国的“个人形成”程序既然用暴力去象征，女性在以“杀母”为出发点后，势必走上“杀夫”之途，最后则以“杀父”为水到渠成的终局——这个步骤把男性从杀父开始的成人仪程序刚好颠倒。的确，男性的“国王必死”构思是为了继承父权，新女性的“杀父”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父权社会，是与男性权力较量的棋局上最后的将军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