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epub,mobi,azw3格式电子书下载，作者：汪晖-读书派

汪晖关于鲁迅以及辛亥革命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细致分析，把阿Q的形象置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中来解读，从崭新的视野回答了鲁迅《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由此对辛亥革命和现代启蒙进行思考。

《阿Q正传》是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鲁迅作品。通过对这部作品另辟蹊径的解读，作者汪晖系统地回答了《阿Q正传》研究史上的三大经典问题：一、作品的叙述方式是否发生了断裂？二、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国民性的代表，还是农民阶级的思想特征？三、阿Q真的会革命吗？作为国民性典型的阿Q与作为革命党的阿Q在人格上是一个还是两个？

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解释和文学叙述的重要问题：国民性是单面的，还是自我反身的？如何界定阿Q的阶级身份和社会类型？如何在“重复”中界定“革命”？在《阿Q正传》中，历史与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身体是什么关系？如何解释鲁迅的“向下超越”，以及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和启蒙的思考？

汪晖，江苏扬州人，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著有《反抗绝望》、《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2013年，10月20日，汪晖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

砚一

2019-05-29

冲着“向下超越”四个字借的，这四个字就像《马基雅维利时刻》中的“时刻”，有一种诗性的直观喜欢。“向下超越”不是“向上超越”，即摆脱本能、直觉、进入历史的谱系，而是向下超越，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超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鲁迅曾说自己写小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对我自己而言，还是那句话吧，没有对人“理解之同情”的爱是做不好人文的（这种爱就是“镜子”意象的核心）。ps，又要开启论文狗模式了，阿萨姆真是论文标配（写完论文之前估计都不会标什么严肃的书了，我要诗学自救，看作品，看作品～）

Odeyodbejasfka

2022-11-02

从这个角度理解“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一句话，正好印证周作人的说法，即鲁迅与他笔下的阿Q都在“国民性”的范畴之内，但这个“都在”却暗示了一些周作人不曾涉及的问题。如果鲁迅的写作技巧可以被解释为鲁迅身上的国民性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国民性就具备了反思的能力。换句话说，“国民性”不只是被表达的对象，而且也是表达对象的动力和方法一一“鬼”的无处不在也许可以这么理解：国民性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隐藏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鬼，为了改造这个社会和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捉鬼”，也就是反对我们自己，但就初衷而言，鲁迅是要画出国人灵魂。他是一个要画出国人灵魂的国人灵魂。1925年6月15日，鲁迅在《语丝》周刊上发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篇文章是应《阿Q正传》的俄文译者王希礼之请而写的。鲁迅在文章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这个国人的灵魂是怎样的灵魂呢？鲁迅又说：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虽然现在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这是一个在传统等级制度下、在人与人相互隔绝的状态中产生的灵魂。但由于革命的原因，等级的名目已经消失，而等级及其造成的隔膜却像鬼一样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因此，鬼的无处不在与等级制度的名目和形式的消失是相互关联的，它提示了这里所谓国人的灵魂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阿Q可以被不同的人指认，或者可以指认不同的人，恰恰是因为“现代”的到来，那些让人们相互隔绝、无法心心相印的东西不在有形的制度构架里，而在一个貌似取消了等级名分的国家之中一一革命后的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瓦解了，皇帝倒台了，宗法制度趋于崩...

路觉今天睡大觉

2022-06-15

生命主义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方面。《阿Q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探索表明他试图将这种生命主义转化为一种政治的思考。如果只是在生命主义的意义上考察《阿Q正传》中直觉、本能和死亡恐惧，我们很难将这篇小说与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这一政治/历史课题联系起来。在死亡恐惧的震撼下，阿Q体会到了身体之外的痛楚，但那声“救命”终于没有说出来——革命与救命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连带的。这就是革命是要人活的意思。生命主义是一种契机，它以非历史的方式展示历史关系、以非政治的方式提示新政治得以发生的基础、前提和可能性。即便在鲁迅晚年运用阶级论和社会科学的观点分析社会与政治时，他也没有抛弃这一质朴的生命主义，恰恰相反，通过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的思想，他将一种生命主义的思考与他的政治观连接起来了——革命是意识到死之后才能产生的关于活与如何活的思考与行动。在《阿Q正传》中，存在于阿Q生命中的上述契机蕴含着能量，但即便在死亡恐惧之下，阿Q也没有“说出”他本能地将要说出的“救命”来。在阿Q生命中的这些瞬间与“呐喊”之间仍然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只能通过一个能够让外部条件与内在动力同时共振的能量来加以填补。我把这个能量称之为“生命主义的政治化”。夸张一点说，这是鲁迅在小说中试图探索但并未完成的目标。

在阿Q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纠缠——即作为秩序维护者和本能的抵抗者的共在——正是鲁迅对革命的探索的成果。这个探索的核心就是谁是革命主体这一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理解，无不被这一概念所影响。但是，在广阔的非西方世界，在那些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又被帝国主义卷入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谁是革命的主体、如何形成革命的主体，成为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如同印度的庶民研究所发现的，在印度、中国和其他的非西方世界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西方范畴——无产阶级——的替代物，即农民、大众、庶民等等。[7]他们尚未被卷入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已经被作为革命主体加以探寻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阿Q革命的批判正是基于无产阶级的概念而展开的对于这个可能的革命主体的批判，他们不可避免地“重复”欧洲思想的那些基本范畴和相关的逻辑：阿Q是一个自在的农民，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而这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弱点——一个缺乏无产阶级领导、从而也无从达到全面的阶级自觉的革命。因此，也正像许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从阿Q的身上发现“意识”。他们共同相信：阿Q——正如整个中国一样——需要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本能到意识、从个人的盲动到从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行动的过程。然而，《阿Q正传》没有提示这一过程，它只是在阿Q的貌似重复的行动中发现了未经整理过的革命的契机——在这里，“未经整理过的”这一修饰语的意思就是革命的本能。鲁迅并没有看低这个本能，相反，他揭示了这个本能被“意识”不断压抑和转化的命运。这个压抑和转化的过程与其说是阿Q的心理惯性的结果，毋宁说是一个已经自然化的社会体制的规训过程的产物。在他的小说中，鲁迅并没有从意识的角度去批判阿Q的本能，而是将这个本能...

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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