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修订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从社会系统、关系运作与权力结构》,则因为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作者这几年的研究取向和思考理路。
作者简介:
翟学伟,年生于南京,南开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的本土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代表作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等,现为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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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更多
  • 二赫
    01-02
    翟先生废话太多了,看到中间我几乎快一目十行了,脑子里生出:“啊,这就是那种没有灵气的学者的样子罢,叫人惋惜”,直到看到最后一篇,才看出先生确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深思。这本书除了需要结合翟先生说的那几本经典之作来看,我觉得更需要的乃是秦晖的《传统十论》,其法家的大共同体对国家架构的演化推动,宏大叙事,与翟先生的微观-宏观-连续统社会学或可互相参照,多有启发。
  • 苦茶
    01-18
    这部书其实很难分类,在我看来面子问题与其说是社会学问题,不如说是人类学问题,比如夸富宴去解释面子问题,要远远比人情网络要更贴切。翟学伟是有突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想法,从本土经验出发重构中国社会学。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知道中国当下的现象只是转型期短暂的过渡,很多问题其实是新旧秩序脱轨造成的,如果将其解释为一种人情理论,那么理论如何突破经验的束缚呢?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目的一开始就设定错误了。或者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 关关
    02-09
    有创新有诚意的本土研究,就是论文集的形式有点不好理清不同篇章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人情和面子同权力的勾连是有差异的。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是交换的结果(比如送礼),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的权力,可以是无交换发生的结果(比如沾亲带故)。但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处是,无论它们如何运作,其效果都是为了建立与他人的特殊关系(有私交和交情),并将社会生活的意义寄托于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笼统地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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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豆友50084116
    2016-09-01
    中国社会传统上的类似结构性关系往往发生在表达型结构之内部的不一致性上,即体现为表层结构(话语及其制度设置)和深层结构(实际行动规则)之间的不一致上性。
  • 豆友50084116
    2016-09-01
    “脸”在中国的基本含义是表示一个体根据(为迎合)其所处的社会圈所认同的做人标准,比如道德规范、礼仪廉耻、社会风尚、地方习俗,乃至帮会内部的规则等而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当自我形象一旦展现出来之后,自然会受到来自该个体所处社会圈的各种反应、议论和评估。面子就是该个体根据他人的正反评价而形成的自我感受和认定。个体的“面子”有无或大小,是根据他的“脸”的展示情况而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获得良好的社会赞誉,他首先要看他自己做得怎么样。但实际上,脸面运作的这一理想模式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很难发生(也可以说儒家的这一做人思想在中国得不到贯彻)。试想,一个可以根据他人表现来发表正反评价和议论而无须看他本人感受的社会,首先就要假定这个社会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的社会。显然,如果一个社会可以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容许不同地位间的平等对话,或者只管说话而无所顾忌得罪人与否,那么这个社会就无所谓面子问题了。即使有面子问题,也不过属于礼节方面的或印象整饰方面的问题。显然,同样来自儒家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假定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社会交往首先是建立在(至少是形式上的)和气、义气、人情、成人之美之类心理基础上的。这意味着人们在行事原则上总是担心得罪他人,伤害他人的面子。由此,面子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总是让人要力图奉承交往中的对方。顺应着这种心理惯性,有面子和没面子就不再来自于个体的自我形象施展得如何,而是来自于他人给不给该个体面子。从上面形成的脸面运作框架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构成上为了确保面子的维护,形成了一个与之相配合的表达性结构,我称之为偏正结构。主从结构与父子结构的意思相近,其解释力比父子结构更加抽象,用于解释更多情况下的中国社会和政治特征,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父子结构的内涵,似乎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孝”保持了高度的同质性。主从结构所体现的主要是在顺服、遵从、依附、忠诚...
  • 豆友50084116
    2016-09-01
    儒家思想中的孝的观念即是这样的观念,即所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但非常令人惊讶的是上述这一点同儒家所宣扬的做一个正直之人又是相矛盾的。因为一个正直的人总会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正如王充所谓的:“贤儒,世之方物也。”可见,追求正直显然要得罪他人。面对这样一个关键性逻辑,儒家这里却拐弯了。《论语》说了这样的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就是孔子在自己价值体系内发生内在矛盾时所作的让步。可见,儒家思想内部一直存在着直言和顺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的化解之法在儒家体系的内部除了婉言相劝,即所谓“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需要等待权威者自己的”吾日三醒“来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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