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意义epub,mobi,azw3格式电子书下载，作者：童庆生-读书派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汉语的意义》从世界文学的思想谱系出发，论述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要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尤其重点关注它在西方思想史内部的承续，以及对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影响。通过将西方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作者发掘了现代语言思想和知识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汉语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接触的纽带和媒介，这就是“汉语的意义”。

童庆生　伦敦大学英国文学博士、英国科学院－国王学院（伦敦）博士后、哈佛－燕京研究员，曾任香港大学英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双聘教授，“百人计划”学科带头人，香港大学英文学院荣誉教授。研究领域：英国文学、世界文学，著作、编著（合编）八种。

NADPH

06-16

3.5 无论萨义德理论还是作者对奥尔巴赫的分析都未必是解决所述主题的好途径。感觉当个人读书笔记好一点吧，无论汉语观、比较语言学史还是国语运动都没深入，只是叙述旧的教科叙述，当然可以由于东西原来是分在不同领域的，组合起来也算个新意了。不过组合还比较生硬。另外很多语文学上的点其实和宗教史、哲学史什么的有很大关系，应该点到。其实这个题目要驾驭是困难的，特别像作者这种只做一个语种的，感觉走具体案例深挖的路子才容易成有效研究。而且西方汉语观的主题是适合与其他文明语言做比较研究的，这样找模式会透彻。

哭之笑之

02-11

【藏书阁打卡】一二三章稍显复杂，却是为后文铺垫。第四章后变清晰:利玛窦对汉语的论述成为西方想象汉语的来源，影响了十七世纪人造通用语的设想（宗教情怀-工具理性）。在贝蒂笔下，汉语的“缺陷”与中国民族的缺陷有关。琼斯提出的“印欧语系”假说被当成真理，施勒格尔认为汉语“初级”。这些汉语观被传教士带回中国，在第五章达到此书“高潮”，汉语因此进行改革，产生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与早期现代欧洲遵循相同的语言政治逻辑。西方的东方主义造成了傅斯年等海归的自我东方主义（崇拜西方语文学、认同西方汉语观），反过来影响了汉语。第六章继续福柯、萨义德式反思，问题意识很强!第七章回到世界文学。总之，从语文学切入而由西方汉语观论世界文学，“抓手”确实妙。奥尔巴赫、福柯、萨义德迷弟无疑。Ps:作者很喜欢用“范式”啊!

#ArtfulDodger#

05-23

有大野心的书，福柯谱系学和萨伊德的secular humanism还有奥尔巴赫的语义学背景下对世界文学的召唤，汉语的意义一是作为知识传播和观念旅行的例证，另一层恐怕是从西方汉语观形成和旅行的故事出发追求狭隘民族观念之外的世界性。

拉柯

2019-03-01

清末文字改革运动以汉字“切音”为中心，主要为了解决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分离的问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当然，“切音运动”的鼓吹者未必认识到其中的“语音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极有可能是受到传教士的影响，出于克服汉字“难学”“难记”等所谓“弊端”和普及教育的需要，提出了各种切音方案。如果说这些方案是对汉语“会诊”后开出的药方，那么“会诊”则是在西方传教士、比较语文学家等的影响下进行的，至少也是在其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更重要的是，汉语必须改革的结论首先是在西方汉语观的话语体系中形成的，并由在华传教士最先提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有识之士对汉语的“会诊”是一次历史的重演，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以自己的方式重复了西方汉语观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开出了“药房”。“会诊”预设了汉语是“患病”的语言：若无病，何需诊治？这一假设性前提明显带有先验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西方汉语观的核心内容。然而，此时的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对西方汉语观并无清醒的认识，更谈不上在吸收采纳的同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解读和批判了。在对国语运动时间上的起点的界定上，胡适和黎锦熙等人都忽略了西方汉语观这只无形的手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语文改革运动其实是世界语文现代性话语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是现代世界文学史的一部分。

《西儒耳目资》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当时中国音韵学者的注意。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人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此后，“三家所著之书虽犹未能径用罗马字母拼音，而于声韵之理，颇多新悟”。……罗常培认为……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法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三十六字母和李光地在《音韵阐微》中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

学界一般认为，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始于清末。胡适是语文改革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胡适认为，国语运动始于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白话大众传媒，并将国语运动的发展分成白话报时代、字母时代、读音统一会、国语研究会和国语文学运动等几个阶段。在《国语运动的历史》中，胡适说，“有一部分人要开通民智，怕文言太深，大家不能明了，便用白话做工具，发行报纸，使知识很低的人亦能懂得”。和胡适一样，黎锦熙也是国语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他的《国语运动史纲》（1935）记录、描述了这场运动的过程，是这一领域早期的代表作。在这本专著中，黎锦熙与胡适略有不同，采用了历史学家的视角。他将国语运动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切音运动时期、简字运动时期、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他认为国语运动发轫于1897年前后，标志性的事件包括：商务印书馆在这一年开馆，前一年，即1896年，《时务报》出版，并在同年11月刊发了梁启超《沈氏音书序》；后一年，即1898戊戌变法年，“所谓“厦门卢汉章等所著之书”，居然见诸煌煌明谕；三十几年前的大清政府，居然也在那儿提倡“谐声增文””。黎锦熙写道：“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少数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思的宣传，跟着社会上一般人士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就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黎锦熙强调梁启超和1898年清政府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卢汉章的《一目了然初阶》（1892）、《新字初阶》（1893）和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才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可见，获得政府和学界领袖的重视和支持是民间汉语改革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不过，所谓“先知先觉者”当是在主流社会关注汉语改革之前，便以一己之力推动汉语改革的人士。如此，语言文字改革的“先知先觉者”还应当包括《六斋卑议》（1891）的作者宋恕，甚至更早的西方传教士。

汉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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