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 发表：2024-07-09
• 分类：历史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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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缪

  11-15
  写得太好，都快看哭了，已成为枕边常备书。是过往论文的合集，在论文写作时就应是有这本书的模型在，严丝合缝
• 流惜子

  12-22
  当世明史第一人，无论是对材料的掌握，还是对明代的整体把握
• 张名振

  08-22
  把明代的社会史研究直接拉上了一个层次，陈宝良老师绝对是顾诚先生的骄傲。

• 夕颜

  2018-10-11
  世之为武夫者，积金帛，广田宅，侈功名，保首领，与时迁移，今人谓之上智。竭心力，治职事，尽其在我，利钝付人，时运不齐，为国忘家，不能封侯，必期庙食，今人谓之下愚。谋不合，道不行，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维持职守，于必不可为之中，陷阱在前，斧钺不懼，今人谓为愚而又愚者。吾将为智乎？人欲之，而吾心之知不欲也。吾将为愚乎？吾心欲之，而人不与也。必不得已，吾宁将无违吾心，其为愚乎？愚而又愚乎？宜号曰“愚愚子”。吾侪当知所择矣。（戚继光）
• 冰点

  2022-09-27
  王阳明开创的“良知”说，在人性论上与程朱理学的“天理”说正好处于一种对立的地位。“天理”主要是对传统伦理纲常进行本体性的论证，藉此证明道德规范的必然合理性；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则旨在说明传统伦理道德的实际可行性，强调的是道德实践、道德情操的迫切需要性。在王阳明论证逻辑的背后，实际上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增强了人的作用。因此，当这一理论一旦社会化之后，它就成了人们冲击理学禁锢的思想武器。王阳明的学说，打破了“迷古”的魔障，给人们以直抒己见的勇气，为晚明思想家挣脱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诚如焦站所指出，王学一出，“闻者豁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正是受到王阳明学说的启示，焦站才感到此道是人人具足，人人有自己“一副家珍”，应该回光返照，做到“自知”，而不应该“傍人口吻，随人跟脚”，做孟子所鄙视的“人役”。这种意识与做人的气魄，已为随后大部分王门学者的行为所证实。即使是那些在学术上与王学存在着差异之人，也开始对朱熹的学说抱有怀疑的态度。……
• 冰点

  2022-09-27
  探究明末儒家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事实上要以第三类的理论家这一面目出现，在理学家与文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他们写起文章来，既不追求文人那种优越的气派，而是蔑视辞藻修饰这种雕虫篆刻；也没有理学家那种高傲的自我优越感，一概以释理载道之文为高，而是从“实用”的前提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值得指出的是，西方学者往往将明清两代视作一个完整的整体，是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尽管它明显不同于西方所能见到的近代化，但这种观点无疑也忽略了明、清易代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换言之，我们需要避免将明、清易代简单地看作朝代的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反清的民族情绪标志，而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发展。 就明、清易代而言，一方面需要承认社会的整体继承性，但也不能不承认又是社会的一大转向，而且是在某些方面的一种倒退的转向。一些颇有见地的清朝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对明、清两代的“风俗”作了如下比较：明之时，大臣专权，而清代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行诏命；明之时，士多讲学，而清代则聚徒结社者渺焉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而清代之士，则一心科举。事实确是如此。清初统治者有鉴于晚明的实况，一方面，在科举三场策论中禁止“言时事”，另一方面，朝廷则公开禁止士子结社，再加之清初科场、奏销二案，士大夫(尤其是江南)元气大伤，生员的穿戴已不再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而是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生员层的声势随之销声匿迹。如果说“官横士骄”是晚明社会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共领域的拓展与民间舆论的扩大，那么，清初士人结社的被禁，士人的一心科举而不言时政，无疑可以说是士大夫力量的一大挫折，是社会一种暂时的倒退。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清易代的影响至少波及其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几乎达一个世纪左右，使16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变革发生一定程度的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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